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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召开中央，通过由翁文灏、王云五提出的货币改革方案。当晚即由蒋介石以总统名义发布“财政经济紧急令”，作出全国广播，并公布“金圆券发行法”，主要内容是规定自即日起以金圆券为本位币，发行总限额为二十亿元。
限11月20日前以法币三百万元折合金圆券一元、东北流通券三十万元折合金圆券一元的比率，收兑已发行之法币及东北流通券;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
禁止私人持有黄金、白银、外汇。凡私人持有者，限于9月30日前收兑成金圆券，违者没收。
按以上要旨，同时公布《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整顿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等条例。
发行金圆券的宗旨在于限制物价上涨，规定“全国各地各种物品及劳务价，应按照1948年8月19日各该地各种物品货价依兑换率折合金圆券出售”。
这一政策，使得商品流通瘫痪，一切交易转入黑市，整个社会陷入混乱。
发行金圆券的最初目的是取代原来流通的法币。法币在1935年起由国民发行。抗战期间，由于财政支出增加，法币大量发行。战后，国民党为支付与共产党作战的军费，法币的发行量更加大增，由抗战胜利时的5569亿元快速上升至1948年8月的604万亿元，三年间增加超过一千倍。
就通货发行额而论，战前只不过14亿元。1947年初，法币发行总额为3万5千亿，至7月增至10万亿以上。在库存黄金、外币都没有实质增加的情况下，造成了民间的恶性通货膨胀。
曾经有造纸厂以低面额的法币作为造纸的原料获利。宋子文为行政院长时，试图以金融政策稳定法币，抛售库存黄金购回法币。但因为法币发行量仍在增加而没有成果。
1948年5月行宪选举后，由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长，王云五被任为财政部长，开始筹划货币改革。同时，蒋介石安排原财政部长、原任中央银行总裁的俞鸿钧亦拟定关于币制改革的方案。
俞鸿钧组织的中央银行专家为主的起草班子，认为法币不作根本性改革还可以维持一定时限的局面，如从根本上改革，那就会垮得更快。俞鸿钧班子拟定的方案主要着眼于财政收入的增加和改善，建议仿照1937年用关金征收关税的办法，所有纳税款和外贸结汇均使用这种特殊货币，而不致随法币一起贬值，这样可使财政收入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从10多增加到40或50。
但蒋介石对此并不满意，认为不能收集举国的金、银、外汇民间储备应付现实的困难局面。1948年7月29日，蒋介石在莫干山召开会议研究发行金圆券事，谓王云五所拟金圆券方案，设计挽救财政，收集金银、外币，管制物价，都是必要的措施。
会上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外交部长王世杰、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表示同意。这次币制改革是在极秘密情况下进行，除与会人员外，蒋介石只找了前中国银行总经理、刚辞去中央银行总裁的张嘉璈，另外由翁文灏在改革实施前几天，通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
与此同时，蒋介石派出经济督导员到各大城市监督金圆券的发行。其中，上海作为全国金融中枢，由蒋经国为副督导，实际掌握上海的经济情况，赵继统自动请缨以总统特使的身份也跟着去了上海。
8月20日，蒋经国以“上海经济督导员”的头衔，带着从国防部调来的，由他本人一手建立起来的“戡建大队”，浩浩荡荡来到上海。到上海的第三天，蒋经国宣布：“这些能够扰乱经济市场的人，不是一般的小商小贩，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因此，我们要给予严厉的制裁，要从一些为首的坏头头开刀。”
两天之内，上海市各军警单位，全部出动到全市各处进行搜查。由于和警察部门的官员们采取不合作态度，蒋经国便利用私人关系选拔了12339个青年人，组成“打虎队”，上街游行示威。
他们带着武器冲入工厂、商店、仓库以及私人住宅翻箱倒柜，掘地三尺，搜查金银，逼迫人民兑换金圆券。蒋介石每天晚上都要用电话询问上海收兑金银外币的情况。
一个月中，仅上海中央银行就收兑黄金、白银、外币共值37300万美元。但这些钱全是普通小百姓的，那些私人银行和有钱的大户则阳奉阴违，暗中向转移财产，而拥有巨额金银外汇的四大家族和江浙财团，更是丝毫无损。
蒋经国干得最起劲的是用武力限制物价，使得上海物价低于其他各省。结果造成上海物资大批流往外地，致使上海供应极度紧张，黑市猖獗。
为此，蒋经国又严厉打击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的商人，并组织人员到外地采购物资，以保障上海的物资供应；同时鼓励民众用匿名信揭发违法者，并公布处理结果。
一时间，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一些奸商污吏、腐恶势力。如财政部秘书陶启明因泄漏经济机密被判刑，上海警备司令部科长张亚尼、大队长戚再玉因囤积罪被枪决，大商人王春哲也因囤积罪被处死。
入狱的共达64人，如上海滩著名的“香虎王”胡文虎的儿子胡好，因偷运黄金被捕；烟草公司经理黄以聪、监业公会理事长詹沛霖等等头面人物都被定了罪，就连上海黑社会头子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也因从事黑市股票买卖被判了8个月的徒刑。
由于处理了这些头面人物，蒋经国获得了敢碰“大老虎”的美名，并把他的强行控制物价的办法推广到南京、江苏、浙江和安徽3省1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