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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砦之利
白莲教寇蜀时，定远方有堂积权知梁山县，因阅《蜀小纪》，有“蜀往经大故，其遗民赖结坞自卫”语，遂访之土人。或云坞即砦也，凡山巅地夷旷而四面险绝者则有之。方令四乡以古砦报，且饬修治，使民移谷具械，为御贼计。民或信或否，方鞭其不用命者，工遂毕。有七斗砦最大，七峰联属，故以七斗名，周围可八十里。丁巳夏，贼破巴州长寿，掠邻水、大竹而东。是时邻水、大竹、垫江、长寿、酆都、忠州，六七州县之人，尽东走避贼。经城邑不敢纳，恐有贼谍也；亦不能纳，人众邑小也。闻七斗砦大，争趋之，一日夜至者十余万人，未三日而山童矣；其分走他砦者亦十余万人，梁山民之在砦者不计焉。俄而贼大至，见诸砦有备，又径险狭难攻，且无可掠而去。于是人知筑砦之利，诸郡县皆效之。明年戊午，总督勒公保督蜀师，廉知其事，遂上坚壁清野之议。
云南宣慰司
云南土司惟宣慰司最大，秩□品。其地隶版图，而为南掌、老挝所奴隶，每蹂躏索馈献，有喀鱼拉者为尤甚。宣慰司初尚富，今已敝凋，则不胜其扰，而喀鱼拉之来更频。思茅同知辖是境也，能为之逐喀鱼拉，即为称职。盖南掌诸国皆瘠而穷，又为缅甸附庸，意者供亿不足，不免旁索。嘉庆已卯，南掌入贡，其从者所过，虽办差之草帘亦取而留之，鄙可知矣。
安南国贡使
安南国，嘉庆九年锡号“越南”，古交趾也。其随贡使来者，衣红短袄，束绿带，以蓝布缠头，出两角，若戏中之扮渔婆者。贡使则宽袍纱帽，上加一凿花铜片，若女子之翠围。其地东南界云南，人无尊卑，皆赤足见。有以绳作络，人坐络中扛而行，则其官长出也，俨若中国之抬猪者矣。
仁宗檄谕缅甸
嘉庆丙辰，缅甸王以恭逢国庆，遣使叩关朝贡。云南勒总督保以该使臣上年进京叩祝甫回，将原赍表文、贡物令来使带回。上以该国地居炎徼，遣使远来，致徒劳跋涉，向化未伸，因命军机代拟，巡抚江兰檄谕开导之。檄曰：“云南巡抚为檄知事，照得该国王以今岁恭逢国庆，遣令头目人等叩关，赍到表文贡物，恳求朝贡进京。经总督部堂勒以该国贡使甫经回国，将此次原赍表物仍交来使带回，令该国王俟嘉庆五年再行遣使赴京祝嘏。具奏蒙大皇帝俯鉴，该国王抒忱效顺，实出至诚。而总督部堂勒新任云贵，不能抑体大皇帝怀柔至意，率将赍到表文贡物仍令来使带回，办理错谬。已钦奉谕旨，将勒保革去总督并交部严加治罪，仍命将办理错误原由传谕该国王知悉。至该国使臣业经遣回，若又令进京朝贡，长途跋涉，未免来往烦劳。特令本抚谕知该国王，应俟嘉庆五年太上皇帝九旬万万寿，再遣使来京祝嘏，以遂瞻就之忱。并特赏该国王绣蟒袍料一件，织金蟒缎一匹，大红片金一匹，大红妆缎一匹，以昭恩赉而示体恤。为此知会该国王敬谨遵照祗领，须至檄者。”
国学内有俄罗斯学
国学内有俄罗斯学。康熙间许俄罗斯通中国，始遣其子弟入学，十年一更。子弟若寄信于其国者，皆露函交理藩院；理藩院译其文进呈，无私语，方为寄之。嘉庆己巳，忽寄书一本，皆汉字。其书卷前二页有圆图，如太极状，图内黑白杂错，若画云气者，其解以为阴阳二气；有此二气，是生一男一女，男女自为配，是生天主。反复辩论，大意是只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书奏，仁宗令察其书所自来，得其刻版毁之。案：俄罗斯，古丁令国也，人狡而狠，好利，其国教宗耶稣。
琉球官生留学国子监
琉球国遣官生入监读书，自康熙二十二年部议准行，无年限，每逢册封之年，请于使臣回京代奏。其来也四人，率以四年而归，归其国则授四品官。嘉庆十年，其子弟来，吴兰雪时以博士教之，颇聪颖。十四年已巳还国，过山东蒋别驾第，护送之。其子弟有赠蒋诗者，有诗草即今传国“笔花何止属江郎”之句，工秀可诵。兰雪衣钵，传之海外矣。后兰雪为候补中书，尝作诗云：“凤凰未识池边树，桃李先栽海外花。”亦韵事也。
英吉利
英夷初至中国，未尝不驯谨；自道光二十年以后，始逐渐骄肆，名为恭顺，实全无恭顺之心。尝与云台师谈及往事，师深为扼腕，曰：“嘉庆二十二年，我为两广总督时，首以严驭夷商洋商为务。盖洋商受英夷之利益，英夷即仗洋商之庇护，因此愈加傲黠不驯，我每遇事裁抑之。时英船在黄浦与民人争水，用鸟枪击死民人。我严饬洋商，必得凶犯，方登船而此犯即拔刀自刎死。又咈英哂国夷人打死民妇，我立获凶犯，照例绞决抵罪。道光初，英夷有护货之兵船，在伶仃山用枪击死小民二人。我饬洋商向英国大班勒取凶手，大班诡言只能管贸易事务，兵船有兵头，职分较大，我令不能行于彼。我旋饬传谕兵头，兵头复诡称，夷人亦有被民伤重欲死者多人，欲以相抵。我察其诡诈，传谕大班，如不献出凶手，即封舱停止贸易。大班又称实不能献出凶手，无可出何，情愿停贸易。时兵船已诡避在外洋。将匝月，我持之益坚。大班乃率各夷人全下黄浦大船，禀称无可如何，只好全帮回国，不做买卖。我发印谕：‘言尔愿回即回，天朝并不重尔等货税。’于是英国大货船二十余号收拾篷桅，作为出口之势，仍上禀云：‘大人既许回国，何以炮台上又设兵炮？’我又加印谕，言‘虎门炮台，本是终年常设，并非此时待尔等出口，欲加轰击。且天朝示人以大公，岂有许尔等回国，复行追击之事。’于是各船不得已而出口，复又旋转在外洋校椅湾停泊多时，而其兵船遂真远遁矣。未几大班又禀，‘兵船不知何时远遁，我等实愧无能，大人如准入口贸易固是恩典，否则亦只好回国’等语。而洋商亦代为禀求，并令大班寄禀回国，告知国王，下次货船来粤，定将凶犯缚来，方准入口，否则不准。大班亦同此禀求，我始应允，直至三年春，始照旧开舱通货。此事冬末春初，凡夷商人等皆惶惶言，关税必由此大缺，且恐别滋事端，城中各官亦有为缓颊者。我一人力持，以谓‘国体为重，货税为轻，索凶理长，断不可受其欺协。并饬其以后兵船不许复来，非是护货，适以害货’等印谕。及四五年货船来粤，禀称前此犯事兵船，不敢回国，委不知向何处逃散，无从寻获。而四五六年间，此种兵船亦实不复至。我对众曰：‘此所谓可欺以其方也。’自我去粤后，兵船复来，门人卢厚山亦仿我此意行之。时有褒嘉之旨云：‘玩则惩之，服则舍之，尚合机宜，不失国体也。’闻此后惟林少穆督部亦守此法，而情事顿殊，为之慨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