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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不可自治，若民可自治，则庙堂何之？郑玄皱着眉头，挥动着手臂，强调语气，庙堂治民，修路架桥，通渠开矿，皆需调度，岂可由民自处？若民以自治，必仅为耕织也！其郡犹能焉？其国可强乎？无庙堂之法，定无百姓之善也！
黄老之说，以民自为，以期大治，此乃谬也！大谬也！郑玄非常严肃的说道，民之自为，皆出于私也！奈何天下之大公，必损小私是也！如战场之大胜，必有兵卒之伤亡，若以私论，民惧伤亡而不进，恐妻子之无养，如何可胜之？
徭役，税赋，征战等等，何有百姓可为之？郑玄继续说道，上古之民一日所得，与今可比乎？何也？朝堂固有其弊，然不可因噎废食！道法自然不假，然民自治则不可！
郑玄说得很严肃，很认真。
他不是愤怒，也不是狡辩，而是真的在和司马徽在探讨。
因为他就是这么认为。
郑玄在早期的学术思想当中，他认为是存在天神的，也认可天子一说。这一点在他还没来长安之前对于《尚书》的注解之中可以见其一斑。而且郑玄还认为五行当有五材，然后有日月五星什么的，然后因为什么政道不通则神怒，神怒则五材失其用，不得用则逆人心，人心逆则为祸乱…
很显然，这是一个看起来好像是通顺，但是并不合理的逻辑。
对于这个逻辑的错误之处，后世里面怕是小学生都能指出来，但是对于汉代的人来说，却很有市场，因为这种天人感应的学说，已经用了三四百年了。想想看后世学阀才用多少年就已经是盘踞着学院顶级的位置，掌控着喉舌，勾结一气排挤旁人，公然造假相互炒作，然后掌控了三四百年的时间汉代儒家子弟应该是什么样子？
汉代的这种天人感应，原本只是宣扬君权神授，神化皇帝，如果君主的行为符合天神的意志，就会由上天降下种种嘉瑞、符瑞以示隆兴，反之，若君主过失，上天则会降下种种灾异以示警告。由此进一步推论，所有人的生死、贵贱、贫富、祸福都是由天命决定的，所以应该恭顺天命，服从封建统治。
这其实就已经是有些走回头路了。
刘邦好不容易将权柄从血统高贵的旧贵族里面抢过来，结果他孙子又搞了一个天人感应，然后一步步的又还了回去…
但是在郑玄到了长安之后，他因为正经正解的争论和辩解，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之前的一些经文的注释，开始从原始的天人感应理论当中摆脱出来，逐渐的从唯心走向唯物。
郑玄渐渐的开始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表示只要按照有序的安排，按照客观规律行事，那么就可以得到好的结果，并且不再特别强调那些什么祥瑞之事。
这样的转变，是因为郑玄的政治立场的变化。
郑玄原先在政治立场上，是偏向于保守和正统的，他认为封建制度是合理的和永恒不变的，符合天意的，因而积极维护封建统治的中央集权制，反对地方割据势力，所以郑玄当时非常厌恶袁绍，也不喜欢曹操。
不过现在，郑玄虽然同样也反对地方割据势力，但是他同样也意识到，并非所有的地方割据势力都是残害百姓的，都是乱世的祸根…
尤其是斐潜在取得了关中稳定之后，并没有大举进攻山东，而是依旧对天子表示遵从，虽然郑玄也明白这只是表面上的遵从，但也足够让郑玄大感欣慰。
因为郑玄从根本上，还是认同汉室的，他认为作为人臣，至少必须具备三德之一，忠义勇，不可全无，若是全无那就根本不够资格作为一个臣子。所以在郑玄的整体事项理论当中，虽然现在被剔除了谶纬的部分，也不再强调神灵和祥瑞等事，但是在对待君臣关系，治理百姓等制度上，郑玄依旧认为是要严守等级秩序，才可使政治稳定，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而对于司马徽来说，他认为斐潜现在做的就很好。
司马徽认可的政治制度和郑玄完全不同。
简单来说，司马徽认为朝堂距离地方太远了，朝堂的责任是只需要管理好各地大员即可，但是不应该制定一些没卵用的政策去捆绑各州郡的手脚。
而且从某个角度上来说，汉代的朝堂么，也确实做得不怎么样…
庙堂…好好，既然郑公说庙堂，那就说庙堂…司马徽捋着胡须说道，昔日孝顺帝崩，冲帝始在襁褓，庙堂何为之？求请太后临朝尔，太后又是何为？诏冀与太傅、太尉参录尚书事。冀身居高位，权掌朝堂，却侈暴滋甚。后孝冲帝又崩，冀立质帝。帝少而聪慧，知冀骄横，尝朝群臣，目冀而恶语，然朝堂之内大臣何为之？呵呵，任由跋扈进鸩，帝即日崩。
后孝桓帝即位，亲宦官而远清流，何也？孝质帝前车之鉴也！司马徽嗤笑道，倘若孝质之时，有朝堂大臣勇于任事，除暴降恶，岂有后宦官为祸乎？跋扈故然凶残，然宦官可除之，奈何清流不可为？孝桓帝之后，朝争愈烈，各思私欲，难存公心。此等之庙堂，又有何益之？
汉质帝最开始的时候还指望着朝臣，他公开表示和梁冀划清界限，当庭叱责梁冀，作为一个被评价为少而聪慧的人，当然不可能不清楚和梁冀闹翻脸的后果，所以汉质帝很有可能是明知道这个后果但是依旧去做了。
那么是谁给汉质帝的勇气？
肯定不是梁小姐，自然是这个事件背后的蛊惑者，那些朝堂之上自诩清流的大臣。
这就像是后世那些拿着国家俸禄，享受着高等待遇的公知，在屁股帘子被掀开之后才从叫兽变成钱叫兽，汉质帝一度也非常相信这些朝堂清流，高位大臣，但是这些人最后为了汉质帝做了一些什么？
这些人在汉质帝生前什么都没做，死后都没做什么。
汉质帝驾崩之后，在商议新皇帝的人选分成两派，一派是梁冀想立蠡吾侯刘志为帝，另一派是李固、胡广、赵戒及大鸿胪杜乔等等想要立清河王刘蒜为帝。结果是梁冀只是将李固免职了，就轻而易举的立刘志为帝，这就是汉桓帝。
所以后来汉桓帝根本就不走清流大臣路线了，就像是后世那几个老鼠屎公知将原本好好的一锅粥全数给毁了一样。
君臣之间失去了信任，还能起什么好的庙堂之用？
刘志最终是依靠宦官发动政变，诛杀梁冀，并翦除其党羽，随后从桓帝开始，就进入了宦官持政的年代。
而宦官持政的最终后果，也不必司马徽多说了，就是当下的战乱…
所以司马徽认为昏庸的朝堂还不如没有，像是斐潜一样的强力且聪慧的地方诸侯，反而比一个昏庸的朝堂要做得更好，长安三辅就是明证。朝堂，或者说天子，当个吉祥物就行了，别瞎指挥。只需要做好制约，就像是各个封国的国相那样，王爷为名，相国为实。
当然，司马徽所设想的制度，同样也是有问题的…
非也！非也！郑玄摇着头说道，此乃谬论也。庙堂之乱，乃择臣不良，若是骠骑在堂，可治必多于关中三辅。若轻庙堂，地方则重，久之必乱，便如七国是也。届时天下皆为藩门巨族，法度迷乱，国之不国，天下必覆！
不对，不对！司马徽也摇着头说道，老夫所论，乃定后之策也。既定之，当无有战，更无七国之患也。更何况即便是有藩门巨族，宛如莲县蓝田之事，又有何惧之？
谬也，谬也…
错了，错了…
两个老人从白天争执到了傍晚，然后两个人才算是停了下来，默默的喝水吃饭，都在思考着对方的言辞，都在想着自己的论点，然后分头睡下，次日清晨洗漱，用过早脯之后，两个人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争论。
或许是双方都没有办法直接确定庙堂之争的结果，所以两人又很快的绵延到了其他方面的差异争辩上。
比如律法。
郑玄表示需要严格律法，更详细，更完备，任何人都不能违背法律，甚至包括君主。君主更应该带头遵从法律，这样才能保证律法的有效施行。
司马徽则是觉得要先教育，才推行律法，而且要给人更多的改正机会，要在乡野之中建立起道德的标准，就可以解决大部分的事情，减少对于地方行政的律法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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