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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君主处于统治地位，拥有整个国家的财富，完全有条件掌握重赏严罚的权力，可以运用法术来观察和处理问题；
那么即使有田常、子罕—类的臣子也是不敢行欺的，何必寻找那些诚实不欺的人呢？
现今的忠贞信义之十不满十个。
而国家需要的官吏却数以百计；
如果一定要任用忠贞信义之士。
那么合格的人就会不敷需要；
合格的人不敷需要，那么能够把政事治理好的官就少，而会把政事搞乱的官就多了。
所以明君的治国方法，在于专实行法治，而不寻求有智的人；牢牢掌握使用官吏的权术。而不欣赏忠信的人。
这样，法治就不会遭到破坏而官吏们也不敢胡作非为了。
现在君主对于臣下的言论。喜欢悦耳动听而不管是否恰当；
对于臣下的行事，仅欣赏他的名声而不责求做出成效。
因此天下很多人说起话来总是花言巧语，却根本不切合实用，结果弄得称颂先王、高谈仁义的人充满朝廷，而政局仍不免于混乱；立身处世的人竞相标榜清高，不去为国家建功立业。
结果有才智的人隐居山林，推辞俸禄而不接受，而兵力仍不免于削弱。
兵力不免于削弱。
政局不免于混乱，这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呢？
因为民众所称赞的，君主所优待的，都是些使国家混乱的做法。
现在全国的民众都在谈论如何治国，每家每户都藏有商鞅和管仲的法典，国家却越来越穷，原因就在于空谈耕作的人太多，而真正拿起农具种地的人太少。
全国的民众都在谈论如何打仗，每家每户都藏有孙子和吴起的兵书，国家的兵力却越来越弱；
原因就在于空谈打仗的人太多．而真正穿起铠甲上阵的人太少。
所以明君只使用民众的力量，不听信高谈阔论；
奖赏人们的功劳，坚决禁止那些无用的言行。这样民众就会拼命为君主出力。
耕种是需要花费气力吃苦耐劳的事情。
而民众也愿意去干，因为他们认为可以由此得到富足。
打仗是十分危险的事情。而民众却愿意去于。
因为他们认为可以出此获得显贵。
如今只要擅长文章学术，能说会道。无需有耕种的劳苦就可以获得富足的实惠。
无需冒打仗的危险便可以得到尊贵的官爵，那么人们谁不乐意这样干呢？
结果就出现了一百个人从事于智力活动，却只有一个人致力于耕战事业的状况。
从事于智力活动的人多了，法治就要遭到破坏；
致力于耕战事业的人少了，国家就会变得贫穷。
这就是社会所以混乱的原因。
因此，在明君的国家里，不用有关学术的文献典籍。
而以法令为教本；
禁绝先王的言论，而以官吏为老师；
没有游侠刺客的凶悍，而只以杀敌立功为勇敢。
这样，国内民众的一切言论都必须遵循法令，—切行动都必须归于为国立功，一切勇力都必须用到从
军打仗上。
正因如此。
太平时期国家就富足，战争时期兵力就强盛，这便奠定了称王天下的资本。
既拥有称五天下的资本，义善于利用敌国的弱点；建立超过五帝、赶上三王的功业，一定得采用这种办法。
现在却不是这样。
儒士、游侠在国内恣意妄为，纵横家在国外大造声势。内外形势进行恶化，就这样来对付强敌。
不是太危险了吗？
所以那些谈论外交问题的臣子们，不是属于合纵或连衡中的哪一派，就是怀有借国家力量来报私仇的隐衷。
所谓合纵。就是联合众多弱小国家去攻打一个强大国家；
所谓连衡，就是依附于一个强国去攻打其他弱国。
这都不是保全国家的好办法。
现在那些主张连衡的臣子都说：“不依附大国，一遇强敌就得遭殃。”
侍奉大国不一定有什么实际效应，倒必须先献出本国地图，呈上政府玺印，这样才得以请求军事援助。
献出地图，本国的版域就缩小了；
呈上空印，君主的声望就降低了。
版域缩小。国家就削弱了；声望降低。政治上就混乱了。
侍奉大国实行连衡。
还来不及看到什么好处，却已丧失了国土，搞乱了政治。
那些主张合纵的臣子都说：“不救援小国去进攻大国，就失了各国的信任；失去了各国的信任，国家就面临危险；国家面临危险。君主地位就降低了。”
援救小国不一定有什么实惠可言。
倒要起兵去和大国为敌。
援救小国未必能使它保存下来。而进攻大国未必就不失误一有失误，就要被大国控制了。
出兵的话，军队就要吃败仗；退守的话，城池就会被攻破。
援救小国实行合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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