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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蒋家父子曾派密使到大陆试探和平相处【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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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蒋介石退守台湾后,台海两岸曾建立了持续四十多年的密使制度,李次白、曹聚仁、沈诚、南怀瑾,这些密使的名字都被铭刻在了两岸秘密交往的历史中。他们为两岸之间的和谈穿针引线,传达心声,成为潜行在两岸之间的重要人物。

在1950年5月初的一天,在台湾高雄市凯歌归饭店,老板李次白接待了三位不速之客。

他们都是“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蒋经国的心腹,为首的是蒋经国属下的厅长胡伟克。

许念婉(李次白夫人):胡伟克是他的同期同学,到饭店来找次白,说国家有难,你是黄埔六期的,应该出来担当一点。你跟陈毅是姻亲,你到大陆去。

1950年的台湾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共产党已夺取中国大部分领土。这一年的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将不会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台湾局势,也不愿卷入中国的内战,美国不会向在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捐助或顾问。这一声明被看做是美国对台湾的“袖手旁观”政策。国民党失去了最重要的盟友,蒋介石会在此时兴起与中共求和的念头吗

1994年,也就是李次白去世七年后,一本由原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时任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程思远主编的《中国国民党百年风云录》在大陆出版。厚厚的三大本、两千多页,其中有一页记载了李次白的经历。

胡伟克开门见山,讲起了形势:“目前党国处境非常困难,经国主任既北倚长城,当然更加深感不安,次白兄,令妹是陈毅的大嫂子,这就是请你和共产党对话的资本,你如能出山,到大陆走一趟,就等于救了我们的性命,不,应该说是整个党国的命运。”

李文谷(李次白二儿子):当时由胡伟克出面,还有蒋经国到胡伟克家,我妈妈陪着我爸爸一起到胡伟克家里。当然,三个人谈细节的时候,妈妈是没有在旁边听,整个过程都是在私下进行。

蒋经国对李次白说:“现在谈国共合作,我看希望不大,共产党席卷大陆,踌躇满志,你和陈毅是至亲,我看可以深谈,最低限度,希望不进攻台湾。”李次白应允之后,蒋经国又说:“这次请你出马,并非我的意思,而是胡伟克他们三位的设计,以后诸事均直接与胡联系。”李次白听了心中有些犯堵:蒋经国既要国共接触,又不敢承担责任。不过他没有将不满表露出来。

还未出发,蒋经国已是要推托责任。李次白此番密使之行不但大陆上吉凶难料,回来台湾怕也是会被扣上“通敌”的罪名。1950年6月1日,他还是登上了开往香港的轮船,并于几天后抵达上海。对于这次决定,李次白在1982年的一封家信中说过这样几句话:

多年来同学胡伟克、蒋经国害我,叫我把陈搞过来,许我以财政部。官迷心窍,冒险前往,到而今我落得妻离子散。

李文吉(李次白小儿子):我母亲经常抱着我去找胡伟克要钱,后面还拖了四个。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们开始的时候是坐黄包车去,可能后来没钱了,就开始走路去。

与陈毅的会面改变了李次白的一生,但其过程却十分简单,当时陪同的还有李次白的妹夫,也就是陈毅的大哥陈孟熙。对于国共和谈,陈毅说了这样一番话:

国共合作的话题,现在先不提,现在提为时尚早,孟熙兄和次白是要立即进革命大学学习,明天就去,你们的亲友们都去,你们把名单开来,我明天就告诉市委统战部。

虽然和谈的计划碰了一鼻子灰,但密使任务至此本应功成身退。只是历史戏剧性的转折却将李次白推入了命运的深渊。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迅速进驻台湾海峡,台湾重新获得了美国的援助,借助第三次世界大战反攻大陆的梦想似乎又指日可待。胡伟克连忙向李次白发出急信,指示他“国共合作之事不必说了”,并让他留守上海见机行事。

此时距李次白离台尚不足一个月。这一月之差致使李家三十多年来分隔天涯。

李文驹(李次白长子):我以为父亲是在大陆被害的,后来才知道,父亲是被共产党在青海劳改了。

1987年,李次白在香港去世,终其一生都未能回到台湾。

左派文人曹聚仁成为国共两岸沟通密使

曹聚仁本是中央通讯社的记者,抗战时因报道台儿庄大捷和皖南事变一举成名。1941年,蒋经国主政江西赣南,力邀曹聚仁改版《新赣南报》,并担任总编辑。尽管与蒋经国有着知遇之交,1949年国民党败走台湾时,曹聚仁还是留在了上海。事实上,曹聚仁与共产党也颇有交情,抗战时他经常往来新四军驻地,不仅采访过周恩来、陈毅,更是第一个公开报道皖南事变的记者。

曹雷(曹聚仁长女):1956年,我妈妈曾经接到一封我父亲的信,信里面附了一封给邵力子先生的信,大意说为了两党的和好、祖国的统一,愿做桥梁前去北京,请邵老向中央转呈此意。不久邵老回复一简函,大意是欢迎他回来。

1956年的这次北上正是曹聚仁秘密沟通两岸的开端。曹聚仁抵达北京时,一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刚刚开过,共产党第一次正式提出要和平解放台湾。7月13日到19日的一周内,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三次接见曹聚仁。其中7月16日夜晚周恩来、陈毅在颐和园宴请曹聚仁的情形被以《颐和园一夕谈》为名,发表在一个月后的《南洋商报》上,并于多年后编入了曹聚仁的文集《北行小语》。

席上,记者便问到“和平解放”的票面票里的实际价值,周氏说:“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完全相符合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

这被视为中共第一次提出国共第三次合作,完成祖国统一。报道在海外发表后,立刻引起了华人世界震动。从中央文献出版社在1998年出版的《周恩来年谱》可以看出,此后不到三个月,曹聚仁又再次领命北上,而这一次谈话的核心内容已是台湾回归后的人事安排。

蒋介石当然不要做地方长官,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如辞修(陈诚)愿意做台湾地方长官,经国只好让一下……辞修如愿到中央,职位当不在傅宜生(傅作义)之下,经国也可以到中央,为了应付美国人,可以说反对共产党的话,这我们完全理解,我们劝他们约束一下,不要派人来搞破坏活动,去年“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弄得名声很不好,今年又想来搞八大,这样不得人心,将来不好向人民交代。我们不破坏他们,希望他们内部团结,他们的一切困难都可以提出,我们是诚意的,我们可以等待。

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主席亲笔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使得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进一步升级。反右运动的消息传到台北,蒋介石大呼“反攻复国”的时机已到。此后的几个月,一度和缓的台湾海峡再度战云密布,先有美军第七舰队在台湾南部海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一个月后,国民党军也出动11万人进行了退守台湾后最大规模的军演,并迅速向金门、马祖等外岛增兵。多年来密使行动的成果付诸东流。

1957年夏天过后,曹聚仁一直都没有北上,直到转年间的8月,他才再次被召唤去北京。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总理办公室主任的童小鹏在回忆录中曾简单提到过此事,说是毛泽东主席接见了曹聚仁,并要他将“炮击金门”的行动转告台湾。

8月23日炮战是正午12点突然开始的,这天早上出版的新加坡《南洋商报》报道了这个消息。

本报驻香港记者郭宗羲21日专讯,据此前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北京20日终止停火是针对杜勒斯东来的一种表示,据云,此前之宣布停火命令及20日的终止停火命令,虽用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颁发,但均是出自毛主席之手笔,其主要用意是在暗示台湾海峡问题由北京与台湾自己处理,可能产生和平有效的结果,任何外人的干预将使局势陷入僵持。

曹聚仁把炮战的消息抢先发表在报纸上,本是犯了密使的大忌,只是中共对此也无异议。然而,就在10月5日,也就是中共原定停火日的前一天,曹聚仁再次化名郭宗羲,将中共计划停止炮击金门的消息刊登在了《南洋商报》上。起初,中共并没有责怪曹聚仁的意思,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中,还记录有10月13日,也就是停火报道刊登后的第八天,主席在周恩来等人陪同下接见了曹聚仁,并让他向台湾转述“只要蒋介石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都可由蒋管”的意思。甚至毛泽东还曾一度起草了一份《再告台湾同胞书》,其中就提到了《南洋商报》的报道,虽然这篇文章最终没有发表,但却收录进了多年后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曹雷:可是从国家保密这点来看,总理就说怎么可以这样捅出去。

1959年10月24日,也就是炮击金门后一年,周恩来在北京接见曹聚仁,批评他不应将解放军停轰金门、马祖的新闻卖给《南洋商报》。这也是曹聚仁的名字最后一次在《周恩来年谱》里出现。至于曹聚仁为什么要将密使消息公布在报纸上,也许可以从多年后他写给好友费彝民的信中猜得一二。goΠъorg

1972年7月,曹聚仁在澳门病逝,为两岸统一痴等了一辈子的他就这样客死异乡。

蒋经国青年军干部沈诚秘密北上接触叶剑英

1981年8月,久居香港的沈诚突然收到一家国货公司送来的请柬,邀请他去北京参加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大会。

沈诚在拿到请柬后的第三天去了趟台北,面见蒋经国。他回忆了这次与蒋经国的会面。

经国先生他说,按政策你去大陆是违法的,他不鼓励我“违法”。但依你目前的身份能去看看。他又嘱咐我,以党员身份到中央党部“陆工会”向白万祥主任报备一下。临别时,经国却例外地交代了我一个私人任务,便是希望我抽空能去一趟溪口,望望那边情形,最好能拍摄一些现场片等。

得到蒋经国批准,北上赴会的沈诚在北京受到了中共高层的关注,叶剑英特意找到沈诚,询问蒋经国对台海政策的看法,并安排专人陪同他去溪口访问。

宋小瑞:向邓爷爷自我介绍的时候,他说,我是国民党党员,还是国民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委员。完了他就讲,我是反共的。邓先生抽了一口烟,停了几十秒,然后用非常浓的四川话讲:反共不要紧,只要不反华就行。沈老认为邓先生特别伟大。

1987年的春天,沈诚再次来到北京。中共中央对台办主任杨斯德来到他的住所。经过六年的沟通互动,中央政府终于决定,写一封密函,请沈诚转交蒋经国。密函由蒋经国在莫斯科时期的同窗杨尚昆具名签署。

经国先生大鉴:近闻先生身体健朗,不甚欣慰!沈君数次来访,道及先生于国家统一之设想,昆等印象良深。我党主张通过两党平等谈判而谋其实现。为早日实现双方领导人的直接谈判计,昆谨代表中共中央邀请贵党派出负责代表进行初步协商。望早日决断。

这封信的行文,已是双方多次沟通后的成果,算是第一次明确提出,未来的谈判应依国共两党对等的原则进行。根据沈诚在回忆录里的记载,蒋经国在拿到密函后的第五天,曾召见过沈诚。谈话中,蒋经国虽然觉得中共有些操之过急,但函件中所体现的方针原则尚可接受,并授意由国民党陆工会来筹备与大陆谈判的工作。就在这次会面后的三个月,台湾陆续解除党禁、报禁,并宣布从当年的7月20日起,解除长达38年的戒严令。而跟随蒋氏父子背井离乡抛妻别子的国民党老兵们,也在这年的11月等来了允许回大陆探亲的消息。

那天,蒋经国先生的精神很差。脸上更比上次见面时显得浮肿,音调也十分低沉,说话时口齿也有些欠灵。我见此状,内心真有说不出的难受。他看看我,说,今天找你来我要告诉你的是下一拨正式去北平的人选,大概在下个月初的党中常会中决定,你可以多留几天,过了元旦才回去。那时,你就可以作安排了。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先生带着尚未来得及圆满的国家统一梦,在台北病逝。

1988年1月21日,蒋经国去世刚过头七之时,台湾高等法院检察处在继任“总统”李登辉的授意下,以“叛国罪”对沈诚提出诉讼。沈诚被迫将七年来的密使经历和盘托出。尽管最终无罪释放,但沈诚从此无法再为两岸穿针引线,和谈再次无果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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