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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把县长吓疯的川甘大 饥荒
1936年，四川靖化县长于竹君疯了，他是被吓疯的!
他每天都在断惨案，当这些惨不忍睹、悖逆人伦的桩桩血案，最终竟演变为生活常态时，在一个阴风怒号的凄厉夜晚，饱读诗书、倾心教化的于竹君终于精神崩溃了!
地里的玉米烧成一片大火
造成这人间惨剧的元凶，是从1930年起开始蔓延、至1936年进入高潮的川甘大 饥荒。仅就四川地区而言，除成都盆地各县外都是灾区，受灾人口约3700余万。
有人说，1927年北伐成功到1937年日军侵华这十年间，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十年”，而真实的情况却与“黄金十年”的美誉截然相反。美国前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说过，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更有人大胆推断，民国时代，累计饿死的人口突破两亿大关!而爆发于1936-1937年，导致3700万人受灾的川甘大饥 荒，仅是民国灾荒岁月的一个凄惨片段而已。
1936年，四川旱灾进入高潮，土地龟裂，沟渠干涸，炎炎烈日下，连耐旱的玉米也叶卷黄枯，甚至发生自燃，烧成一片大火。这场大旱灾历时10月之久，别说粮食，连萝卜、南瓜、红薯等蔬菜杂粮也因长期亢旱缺水而无法生长。四川境内多数府县的粮食收成均在四成以下，重灾区大都不及一二成，甚至颗粒无收，本是鱼米之乡的四川膏腴之土，竟成为一片赤地!
只为多活十天抢吃观音土
粮食吃光了，人就吃秕谷，甚至和牛马一起吃糟糠。当这些已算不得食物的果腹之物也吃光咽尽时，人们就以草根树皮、野菜野果野草等填充干瘪的肚皮，凡能吃的都挖，田埂山坡到处挖得像烂蜂窝，不少人误食毒野菜，腹泻肠漏乃至鼻喷黑血，依然咀嚼不停。比如一种叫“老鸦蒜”的剧毒植物，哪怕用清水冲洗十次，也毒性不减，人吃后头晕目眩。但饿疯了的人们却采挖不止，明知有毒，仍趋之若鹜。
当毒草都被拔尽吃光时，人们开始瞄上了据说“数量管够”的白善泥，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观音土。土是不能吃的，但饿得没招，土也得吃!
为了糊弄自己的视觉，不少人将这白善泥磨成粉，掺和点树皮野草囫囵吞下，肚子是填饱了，却屙不出屎来，活活腹胀憋死!当时有种说法，吃白善泥，最多能挺十天，十天后必死，但不吃白善泥，今天就死!换言之，吃白善泥，意味能“缓死”十天，十天后，则暴毙而亡!
然而，就是这令人致死的白善泥，居然也被饥民哄抢。四川荣昌、岳池等县因抢挖白善泥而发生械斗事件，出了人命。涪陵县第三区百姓挖取白善泥，竟将北岩华厂坡山脚掏空，导致山石崩坍，50多名挖土的饥民被滚落的岩石砸中，当场一命呜呼。而未死的同伴和后继者对此竟熟视无睹，继续在血肉模糊的死者身旁挖泥吃泥。有人吃得太多太猛，突然两眼一翻，一头栽倒。
某专员还发明了所谓的“白泥吃法”，并郑重其事地函告各地属下广为宣传。其方法之一是将这种“全未含有营养质料”的白泥和粮食搭配而吃，“粮食须占六七成，其害较少”;一是在食后“须用谷草节或地黄瓜根，熬水服吃，助其消化”。这一吃法令人啼笑皆非，真有粮食，谁会吃泥
饿疯了的灾民已饥不择食了。有人运回两缸烧酒，缸底破裂，酒流满地。栖息王家锅厂的饥民大吼一声，蜂拥而上，双手疯狂地刨挖浸满酒浆的土泥，往嘴里填，往肚里咽，结果纷纷醉死，横着竖着摆了一大坝。
那时的饥民行走路上，形同鬼魅，见饥民的震惊场景：(他们)衣衫骨瘦如柴，两眼深凹，两颊皮肉下垂……当时形容这些枯槁饥民有一专用词汇：鹄面鸠形。
饥饿的眼睛盯上了自己的同类
当饥饿压倒一切之时，人伦廉耻已被只为肚子而活的饥民抛之脑后。他们饥饿的眼睛盯上了自己的同类，开始自相残杀!四川各地骇人听闻的吃人消息充斥报纸版面：剑阁饥民炊食匪人臂”……
有个叫石懋修的人和父亲结伴走路，往返不过20多华里，却接连看到12个死人。他清楚记得，自己来时有的人还在蹒跚前行，他回来时就成了“路倒”。最令他恐惧的是，
当靖化县县长于竹君亲眼见到这惊恐的一幕幕时，读了半辈子“仁义礼智信，天地君亲师”的于竹君忽然觉得眼前恍惚。入夜，风嚎似鬼，惨月当头，他精神失常了。
于竹君精神错乱后，觉得鲁迅写《狂人日记》痛斥吃人现象未免小题大做。这位学法律出身的县太爷还引经据典地挥洒一文
人均灾款四分钱省赈会主 席下跪
直面成千上万的受灾百姓，当时的国民政府采取了哪些应急的赈济措施呢据当时在四川省政府任职的甘典夔回忆：为赈灾，省政府好不容易筹借了141万元赈济款，但这点钱如按灾区120余县平均分配，每县仅一万余元;如按受灾人口三千余万人平均分配，人均不到四分钱!在粒米寸金的大饥 荒年月，这四分赈济款，跟没给一样。实际上，就连这可怜的四分钱也不会发到饿得眼睛发蓝的灾民手中。
赈灾人员出发前，省赈会主 席尹仲老涕泪满面，向发赈人员下跪，痛哭失声。他哭求赈灾官员看在千百万忍饥挨饿的父老乡亲的面上，发发慈悲，务必将赈款发到灾民手中。但在那个“赈灾如致富”的黑暗年代，他纵然一片赤诚，又能打动几人良心
对这种烂到根的官场腐败，当时的有识之士看得清清楚楚，赈灾款发到灾民手中，简直是天方夜谭!一些办赈人员丧尽天良从救命钱中揩油，蓬溪县一个小小的公安局长陶子国就贪占赈款一万多元!因此，一些开明士绅宁肯自己出资，以个人之力援助周边灾民，也不愿与官府合作。
四川籍大慈善家尹昌龄曾被省政府三番五次邀请主持川省赈务，却被尹昌龄屡屡严词回拒!尹昌龄认为，川省之灾实为“人灾”，而非“天灾”，“终是人灾一日不去，赈务一日难言”，故辞而不受。
尹昌龄后在成都经营著名的“慈惠堂”，有屋千间，却没有一间是自己私产。平时吃饭，与孤寡残疾一样饮食。尹昌龄去世时，上万人为他送葬。尹昌龄毕其一生精力为百姓谋福利，赈济老弱孤贫，但他却始终不与官府合作，即便被硬聘为国民参政会参议员，他也不回信，不理睬，每逢通知开会即借故请假，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
灾民抢粮几十挺机枪横扫
烈日炎炎，千里精赤，上无赈济下无活路，灾民们只能铤而走险，暴动抢粮为生存而战。
他们的第一目标是地主豪绅等“大户”，其次是城镇的米店粮行及米商的车辆。那时从嘉陵江上游而来的运萝卜的船只根本不敢靠岸，然而灾民不管河水深浅，男女老幼为抢吃萝卜一起向船蜂拥而去，溺死无数。
因饥荒蔓延，盗匪横行。四川长寿县不少打家劫舍的饥民被官府逮捕后，“自供不讳，且自愿入狱”，因为这样就可以“坐食囚粮”，而免去饥馁之苦了。
一饥民为匪被捕，官问他为匪之由，答谓：“不必多说，请于我死后，剖腹一见，一切自可明白。”殆如言视之，见其肠胃中尽属不能消化之杂草!
大批难民拥入重庆，成千上万的人饿死街头。警察仅在1936年2月和3月两个月中，就埋葬了近4000名灾民尸体，重庆专门修建了一个火葬场来烧死人。
至最后，饥民们开始集体抢劫政府的粮仓和军队的军粮。《西南评论》有一篇文章《饥饿压迫下的四川》，登载绵阳、剑阁等地出现“教匪”，其实就是饿急了的饥民。他们托儿挈女，喝下草纸灰烧的“符水”，高吼“刀枪不入”，冲击县城、砸烂政府，拼死拼活要抢粮，被军队开枪打得尸横满街!
当时还传闻：四川某地军阀一声令下，其麾下官兵迅速包围操场，几十挺机关枪同时猛烈开火，以“造反者格杀勿论”之由，把一千多闹事抢粮的饥民一扫而光!
二刘争川大战之后有大灾
雷观明老人是1929年生人，祖籍四川成都，后定居辽宁。1936年川甘大饥 荒时，雷观明七岁，对那场大饥·荒存有记忆。
雷观明认为，四川大灾的内因很复杂，有天灾，更有人祸!“说四川是天府之国，其实也就成都一带稍好一点。川北、川东很多地方穷得很，水旱灾害、地震瘟疫，连绵不绝。那时四川有四大军阀：刘湘、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还有田颂尧、杨森等等，这些军阀为争夺地盘大打出手。尤其是‘二刘之战’，战争自1932年10月起，到1933年9月止，前后近一年，战地绵亘川西、川北、川南数十县，动用兵力30余万人，四川大小军阀几乎全部卷入。在这次战争中死伤的兵员、百姓数以万计，损失财产无数，给四川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些军阀混战，是导致日后四川大灾的重要祸因!”
这场蔓延数年的川甘大 饥荒熬到1937年下半年，天降久违的大雨，灾情才逐步缓解。后人在当时的重灾区，遂宁县公园中一棵被剥开树皮露出白心的大树旁，立了一块碑，碑文写道：“荒年之树——民国二十五年，秋收荒欠，入冬复数月无雨，麦浅叶枯，饿死饥民成群，剥树皮，掘草根以食，在公园不能禁，此树即其剥后所遗残形。特留志，以供研究社会现象者之资料，且以促官吏对于为政者之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