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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象征着对于古斯塔夫-克里姆特和他的家人来说遥不可及的一切，他们似乎生来就徘徊在维也纳这场盛大宴会的冷清边缘。他对黄金的向往，和日后在画布上对黄金元素的狂热堆砌，皆肇始于此。
虽然出身贫寒，但古斯塔夫一直有一种奇妙的命运感与使命感，他知道，自己降生在这个世界上，注定要完成一些伟大的事业。十四岁时，他被维也纳城内新创立的应用艺术学院录取，弟弟恩斯特也很快加入了他。两兄弟早熟的天赋和坚韧不拔的精神，给他们的导师费迪南德-劳夫伯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劳夫伯格引导他们进入镶嵌画和壁画的领域，他帮他们接洽了艺术生涯里的第一个委托创作。很快，兄弟俩就开始绘制赫尔墨斯宫的内部装饰。当时，世界上最美丽的王后，奥匈帝国的伊丽莎白皇后非常鄙视维也纳的传统宫廷，维也纳西郊的赫尔墨斯宫是她为自己打造的隐居城堡。
克里姆特兄弟出色地完成了任务，随后，他们与应用艺术学院另一位前途无量的新星弗朗茨-马奇组成三人创作团队，绘制了维也纳斯特拉尼宫的天花板。在古斯塔夫的主导下，他们一同建立了kunstlerpagnie，即艺术家公司。
艺术家公司获得的工作机会，和随之而来的巨大声誉，很快便超出了三位年轻艺术家的想象。他们获邀前往中欧建筑瑰宝的集散地卡尔斯巴德妆点一座剧院，受聘为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与伊丽莎白皇后的二十五周年银婚庆典妆点墙面。1888年，因为在维也纳城堡剧院出色地完成了壁画委托，他无比茫然地从帝国皇帝手中接过了一枚金质勋章。
而那年，古斯塔夫只有二十六岁。
“到底是我们傻还是他们傻？”克里姆特向他的兄弟恩斯特和合伙人弗朗茨-马奇兴奋地咆哮。几个月来，他们一直担心这幅壁画不够好。但事实证明，正是这幅嵌满了进步女性、文化英雄与皇帝情妇的笔画，带领克里姆特兄弟走出了不稳定的艰辛童年，并获得了帝国上下的热烈称赞。
在维也纳，艺术就是力量。
而克里姆特兄弟，就是年轻的赫拉克勒斯。
自信、张扬，将整座城市视为匍匐在他们脚下的仆人
阿黛尔则不同。
安静、自省，谨慎地蜷缩在自己的世界里，打量着窗外这头沉默的，随时会张开血盆大口的巨兽。
她的父亲不在乎，她的姐妹不在乎，她身边的所有同族人，看上去都不怎么在乎。
但阿黛尔能敏锐地察觉到，她正生活在这个时代，对她和她的同胞，恶意最深的一个国家。
即便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维也纳，和奥地利这一整个国家，都是游客们口中种族歧视最严重的地方。无处不在的区别对待，和听见异国语言之后的冷漠面孔，是奥地利人对所有不说德语的外来客最司空见惯的恶意。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都是如此，当年的奥匈帝国会是何等模样，就不难想象了。
维也纳，是多瑙河畔最古老的人类定居点之一，也一直是护卫在东西方文明交界处的堡垒城市。维也纳的建立，就是为了抵御外来者，但自古以来就没有摆脱过移民的影响。从保加利亚和匈牙利来的奥瑞纳人在这里留下象征生育的母神雕塑后，继续迁徙到法国和西班牙去绘制洞穴壁画。躁动不安的凯尔特人沿多瑙河而上，在树木繁茂的悬崖边建立了定居点。后来的罗马人，将之称为文多博纳。
着名的五贤帝之一，战士皇帝马可-奥勒留亲自守卫这座堡垒里丰饶的葡萄园，击退了马科曼尼人的进攻。他将城墙建得更高，以抵御匈人、哥特人和阿勒曼尼人。
很快，它就成为了基督教世界的东部边境，对抗斯拉夫地区的入侵者，和呼啸掠过匈牙利平原的马扎尔骑兵。随着驻军的增加，这座不断壮大的城堡被冠以了一个全新的名字，维也纳。
换句话说，这座城市，自诞生以来就是包容与排外的结合体。一边接纳新生文化，一边对抗异端势力。而在这张标注着敌友关系的光谱上，犹太人，被放在了一个微妙而尴尬的位置。
维也纳近郊的一座儿童坟墓里，曾出土过一个誊写着犹太祈祷文的金色卷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是我们的神！主是独一的！”——这份卷轴的出土，可以将犹太人在维也纳地区的存在推回到公元三世纪。也就是说，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应该是罗马奥地利的共同创始人。
但随着基督教取代多神教，当地政府和当地居民与犹太公民的关系也变得反复无常。他们被接纳，随后又被驱逐。被允许以商人的身份返回城市，但不允许在城堡内拥有房屋。如果犹太人在历史的某一个阶段变得过于成功，任何偶发的瘟疫、干旱、战争和饥荒等不幸，都会让原本和平的邻居，变成红着眼要杀光所有犹太人的革命者。
犹太人被称作是杀害基督的人，是剥削正直基督徒的放高利贷者。而当他们逃离时，则又会被讥讽为无能的流浪者。
这一情况持续了上千年的时间，直到进入十八世纪末期，凭借着他们在商业领域的卓越成就，以及对挥霍无度的男爵、伯爵甚至王子的财政救助，犹太人渐渐赢得了贵族的认可，甚至间或有之的荣誉头衔。
1814年，参加拿破仑战争之后，旨在重新分配列强利益的维也纳会议的各国外交官们，纷纷涌进犹太贵族范妮-冯-阿恩斯坦举办的盛大沙龙。威灵顿公爵、塔列朗亲王、普鲁士首相，还有施莱格尔等政商文化领域的巨擘，皆不约而同地随着由多瑙河船夫引入首都的，奥地利的山地求爱音乐翩翩起舞。
当时的维也纳人，为这种音乐催生的舞蹈起了个名字，叫做华尔兹。
这场史上最成功的华尔兹舞会，标志着犹太人正式走上了欧洲的主流舞台。1848年，维也纳进行了犹太解放改革，约200个富裕的犹太家庭获得了自由置业和迁徙的权限。加利西亚、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犹太人开始向帝国首都进发，以追寻更无拘无束的生活。
拆掉城墙，拿起工业化大锤的哈布斯堡王朝，开始频频向这些犹太巨贾示好，请他们为铁路和工厂建设提供资金，作为回报，王朝会赠予他们象征荣耀和地位的贵族头衔。罗斯柴尔德家族、古特曼家族和谢伊家族，积极融入这个国家，成为维也纳的“第二阶层”，即传统天主教贵族之外的新晋贵族和实业家。
1860年至1900年，维也纳的犹太人口从6000人暴增至人，其中包括弗洛伊德和马勒这样的伟大人物。他们挤满了首都的歌剧院、戏剧院和高等学校。犹太人口只占维也纳总人口的10，但在高等学校里这一数据却是30。犹太人积极学习新近开设的科学与医学专业，也开始有意识地培养艺术家、政治家与其他知识分子。
正如记者斯特凡-茨维格所说的那样，到了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的交点时刻，“无论谁希望在维也纳有所作为，都必须依赖犹太资产阶级”。
犹太精英，成为了中欧的“知识水泥”、“财富水泥”和“社会水泥”。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能在维也纳有所作为。大多数涌入帝国首都的犹太家庭，都住在远离环城大道的贫民窟内。这些人，基本上都是ostjuden，即东方犹太人，逃离了波兰和俄罗斯落后角落的贫困与大屠杀，绝望而虔诚地来到这里，挤进了古老的犹太人聚居区利奥波德施塔特，和其他新建的多瑙河沿岸的破旧窝里。
这就是世纪之交的维也纳：一座富裕的国际大都市，一片贵族与富商的游乐场，一块吸引赤贫难民的磁石。
但普通的奥匈帝国民众看不到这些，他们只能看到越来越多的犹太人开始把持这个国家的经济大权。街头买到的面包，火车站里买到的车票，全都变成了滋养异教徒的祭品。于是，反犹太主义与犹太家庭的地位日益提高齐头并进。
年轻的阿黛尔，在空气中嗅到了紧张的硝烟味。
乔治-冯-舍纳勒，一位居住在帝国边境的反犹政治家，1888年曾因为殴打犹太人而入狱。他的妹妹，思想开明的女演员亚历山德琳-冯-舍纳勒，却公开与犹太剧院赞助人交往，他们的父亲，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亲密朋友和商业伙伴。
这就是少女时期的阿黛尔亲眼目睹的现实，与他们亲善的白人好友，背后往往有一个对犹太人敌意深重的家庭。
这股反犹浪潮，随着乔治-冯-舍纳勒的弟子，律师兼政治家卡尔-卢格的平步青云而愈演愈烈。卢格创立了基督教社会党并提倡民粹主义和反犹太主义，他有时候甚至被人称作是希特勒的纳粹主义的先驱。光是这一评价，就能让人对他的政治倾向和想要推行的公共政策有一个大致的判断。
1897年，卡尔-卢格在维也纳的市长选举中成功胜选，并不顾皇帝本人的强烈反对，赴市府就任。“英俊的卡尔”为首都引进了电气路灯、公共市场和市政煤气厂，同时，也把维也纳变成了反犹太主义阵营的圣地。
在越来越浓重的敌意中长大，十六岁的阿黛尔无师自通地学会了保护自己的诀窍。当跟她同龄的犹太少女们在宫廷宴会上展示新习得的舞蹈动作，大出风头的时候，阿黛尔只会心满意足地蜷缩在沙发上，安静阅读歌德，或者小声与宫殿里的知识分子讨论最近兴起的艺术运动。
一个是出身贫困，一步一个脚印，带领家族蹚出泥淖，意气风发到仿佛世界为其所有的天主教艺术家。
一个是含着金汤匙出生，只需要学会如何在平安喜乐中安静地度过一生，总是会有些过度担忧未来的犹太教少女。
古斯塔夫-克里姆特和阿黛尔-布洛赫-鲍尔，看上去就像是两个世界的人。
两条哪怕相交，也很快会分道扬镳的直线。
可命运就是这样令人啼笑皆非。
与上一世的韩易和徐忆如一样。
他们相爱了。
以一种扭曲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