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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东军走出死角，远远的看到，自己摊位上的钟老板已经不在了，才走了回来。
刘红梅拿着钱包，焦急的说:
“老板，咱们的钱包。怎么空了？”
孟东军从口口袋里掏出一叠钞票，说:
“我把钱装到身上了。”
孟东军接过刘红梅递过来的钱包，把身上的两千块钱现金装到包里面。
脑子里想的是，只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我什么都不知道，爱咋咋地吧。
刘红梅看孟东军的脸色，有点不对，怕他出什么事，就对他说:
“老板你病了吗？要是身体不舒服，就回去休息吧，反正现在也没有什么人。”
孟东军笑笑说:
“没事，没事，我好好的。”
虽然是一所成人大学毕业的大学生。
孟东军自然学过《法律常识》，因为这是当时各个学科的一门必修课，讲课的老师，是一个37岁没有娶媳妇的老小伙，他二十多岁从公安大学毕业后就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因为在调查南海，高层子弟的一桩海南汽车走私案件中，他被莫名其妙的调离了公安系统，调到了北京市工商局，谈了十几年的女朋友，按他的说法，头发都有了白发，因为没有房子，一直结了不了婚，就调到孟东军就读的学校，当了一名法律老师分到了房子，快40岁，才结婚成家。
孟东军从老师走路那一蹿一蹿的姿势中，感觉这就是一个做公安工作的走路姿势。
孟东军知道窝藏罪犯的法律后果。
“坦白从宽，劳改队搬砖。抗拒从严，回家过年。”
现实的残酷，是孟董军对法律的理解变成这样，如果证据确凿，零口供也能判刑。
“但这样，办案人员，一辈子心里都不会踏实吧。”孟东军这样想。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孟东军对这句话一直颇有微辞。
老家有一个叫侯球的，这个人只是传说中的一个神偷，因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小偷，那是真正凭技术混社会的，是每天要练习基本功的，他们会从你身边路过的时候，可以说是任何人都发现不了，就神不知鬼不觉，悄无声息的把你的钱包偷走了。根本不像21世纪的小偷，在光天化日之下，拿一个近一尺长的镊子，在众目睽睽之下夹别人的钱包，本来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却把周围的群众当成了空气。上世纪的小偷，是每天要练基本功，据说是在一脸盆开水里，快速把手伸进去，夹起硬币，夹起一块滑溜的肥皂，沙子里面埋上硬币，用手快速的，往出拿。
这些小偷也是拜把子的，他们除了练偷盗的技术，还会练什么少林拳，小洪拳之类的，有的每天早上还锻炼身体练长跑，就是说被发现以后，是要跑的，而不是近年的小偷，被发现以后，还想嚣张的打别人。
说这么多，候球不是一个神偷吗，1983年严打前，三十多岁老混子，被新起的小混混们看不惯，在老家的十字路口，下着小雨，一个二十多岁的小混混们不服老混混，给老混混神偷候球扎刺，顶撞了侯球几句。
老混混候球，天地良心，只是想用雨伞，把对方推一下，结果一下把雨伞的铁头，扎到小混混的心脏上，据说那个小混混当场就一命呜呼，和这个世界道别了。事情过去了10年，20年，30年，快40年了，追捕候球都杳无音讯，说好的“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呢。
其实在候球逃亡近40年中，公安局多次在春节，中秋节，连夜蹲守在后球家附近，都是一无所获，候球是一个13岁进少管所，成年后三次进监狱被释放的人。
孟东军在老家时，原来单位上的粮库主任说起候球，总是津津乐道:
“哎呀！我服刑的时候，这个候球，判一年进来啦，然后刑满释放，又判两年进来啦，又刑满释放，第三次判了四年，还是出去走在我前面。”
孟东军这个粮库主任，被判十年刑，当时是以反罪判的，当时他们三个学校老师，收听台湾电台，当年那个叫敌台。三个老师议论电台里的一些内容，被人检举，然后定了一个反集团罪，当时是完全可以判死刑，因为三个人毕竟是商量过如何去台湾，享受荣华富贵的。最后每个人判了十年刑，出狱以后，又赶上否定一切，给平反昭雪了，这个十年劳改犯，摇身一变，仿佛是《窦娥冤》，被安抚成了粮库主任，毕竟是个坐过十年牢的家伙，如果说不仇视社会，那是假的，总觉着国家欠他什么，人民欠他什么，最后把粮库当成自己的，随意买卖国库的粮食，把钱打到自己的银行卡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罪犯，被判了5年徒刑，才算老实。
孟东军一直想过，当年这个反要是枪毙掉，不是简单的判十年刑，就不会跑到自己的粮库当主任，自己也就不会下岗失业了。
孟东军胡思乱想着。
“孟老板。”刘红梅把孟东军从往事的回忆中拉了回来，她继续说:“昨天来了一个算命的，从咱们这里拿货，说你给他们的价钱，手镯十块钱，玉坠四块钱，他说那边很多人货都卖完了，让你给送过去，好像是在福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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