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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董其昌沉迷于硬笔书法之中,袁可立提醒他道:
“你是陛下的日讲官,不能只教陛下写字。”
“现在陛下都在学习什么?有没有《贞观政要》?”
唐太宗李世民是历代推崇的明君,《贞观政要》也一直是大明皇帝和太子的教材,由文官讲授给皇帝。
当今皇帝是由藩王继位,没有经历过太子的学习。袁可立认为应该补上这一课,让皇帝好好向唐太宗学习,免得他向嘉靖皇帝乱学,在礼仪上面搞事情。
董其昌还真没有注意这件事,他主要是教皇帝习字。听到袁可立的询问,仔细想了一下,说道:
“陛下一直在学《大学》《尚书》和《帝鉴图说》,还没有开始学《贞观政要》。”
“我和几位日讲官交流,他们打算在《帝鉴图说》讲完后,向陛下讲授《通鉴》。”
《通鉴》就是《资治通鉴》和相关的一系列图书,例如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孝宗弘治皇帝命李东阳等人编撰的《历代通鉴纂要》等。
和《尚书》《春秋》《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等书一样,是大明皇帝和太子的教材。
至于《帝鉴图说》,是张居正亲自指导讲官编撰的,里面有上篇81、下篇36、一共117则事例,用以教导当时年幼的万历皇帝。
袁可立听到皇帝现在还在学这个,顿时哑然失笑,说道:
“《帝鉴图说》有什么好学的,陛下这么大了,几天就能学完。”
“怎么开讲快两月了,还在学习这个?”
“是陛下学得不用心,还是讲官教得不用心?”
《帝鉴图说》是张居正等人编撰的,当然符合文官对君王的要求。而且这本书图文并茂,注解浅显易懂,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帝王教材。
不妥的地方也在于此,它的内容太浅显了,根本就是教小孩的,已经成年的皇帝不应该学太久。
(《帝鉴图说》其四揭器求言,夏史纪:大禹悬钟、鼓、磬、铎、鞀,以待四方之士,曰:“教寡人以道者,击鼓;谕以义者,击钟;告以事者,振铎;语以忧者,击磬;有狱讼者,摇鞀。”【解】夏史上记:大禹既居帝位,恐自家于道有未明,义有未熟,或事务有不停当处,或有可忧而不知,或狱讼之未断,四方远近的人,无由得尽其言。于是将钟、鼓、磬、铎、鞀五样乐器挂在外面,告谕臣民……)
袁可立听到皇帝学了近两个月,还在学《帝鉴图说》,顿时觉得不妥,认为该换教材:
“尽快把《帝鉴图说》讲完,向陛下讲解《贞观政要》。”
“当今陛下聪慧,要让他向唐太宗那样的明君学习为君之道,以免走上歧路。”
董其昌听得有些纳闷,不知道袁可立为何突然关心皇帝的教育问题,还特意让自己建议皇帝学习《贞观政要》。
询问之后,才知道皇帝打算在祭祀上搞事情,学习嘉靖皇帝掀起的大礼议,让朝堂官员站队。
这种事情,是经历过国本之争的文官都不愿意看到的。当年嘉靖皇帝掀起大礼议,逼迫官员站队,选拔出支持皇帝的臣子,进而掌握权力。
万历皇帝也有学有样,搞出个国本之争。想要让群臣站队,支持他和福王。
结果文官都学聪明了,根本就不上当。没有人理会什么福王,大部分都支持皇长子当太子。
当今皇帝又捡起这个故智,文官更不以为然,根本不想理会。
对于文官尤其是进士来说,他们大多想的是安安稳稳当官,根本不想每隔几十年站一次队,把自己的身家性命赌上去——
别说大明的这些文官了,就是清朝的奴才官员,在经历过九龙夺嫡后,后续参与夺嫡的热情也直线下降,根本没多少官员愿意参与。
所以九龙夺嫡之后,清朝的夺嫡烈度直线下降。所谓的秘密立储几乎只存在个形式,实际还是按嫡长制。
大明的臣子虽然没有经历过九龙夺嫡,但他们经历过大礼议。在被嘉靖皇帝教训后,面对万历皇帝想要在继承礼法上搞事情,他们毫不犹豫地顶回去——
几乎所有臣子都明确支持皇长子,他们不想每次立太子都站队、任由皇帝玩弄。
所以,在听到袁可立说起这件事情后,董其昌和他的想法一样,认为不能任由皇帝胡闹、不能让朝堂上的官员站队。
但是现在的局面是,朝堂上的官员主要是阉党残留人员,他们不敢激烈反对皇帝,免得皇帝在他们受到弹劾时,直接把他们赶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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