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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官家就是个毫无任何担当的人，在他看来，传位给太子，万一东京城被打破，最坏的打算，国都沦陷、大宋灭亡，他也不用做个亡国之君；万一东京城守住了，他也可以恬不知耻地说这是自己挑选继承人有眼光。
故而赵官家搞了一出“禅而不退”，太子赵桓名义上坐了皇帝，但实权仍旧在他这位太上皇手中。
李纲希望姚古这位作战经验丰富的老将前来协助守卫东京城，但太上皇却多了个心眼儿，命宫人收拾好一切，派人雇佣了数百个民间壮汉，每天在宫外候着，随时准备逃命。
他已经计划好了，一旦东京城守不住，他就向颍昌府逃去，再逃向洛阳，若洛阳还守不住，那就逃亡长安，最后逃到成都去。
反正“安史之乱”时唐玄宗已经给他打好了样，至于天下的乱局，不是还有太子…皇帝么？
姚古终于搞清楚东京城内发生了什么，无语了许久，也沉默了许久。最终他选择听从李纲的命令，紧急赶往东京城。
太上皇的命令也被新皇帝知晓，于是李纲也知晓了，李纲第一次生起一个念头：太上皇，你为什么不赶紧驾崩呢？这个念头实在大逆不道，李纲默默告了句罪，又打起了精神。
新帝即位，于是太上皇信任的几位宰相顿时失了势，在李纲的努力下，朝臣京官们难得地第一次少了反对意见，朝廷向天下发出了勤王号召，京西、荆湖、永兴军、秦凤等诸路纷纷响应。
朝政短时间内似乎就要焕然一新了，但白胜发现了些什么，便去寻时迁，两个人一合计，很快就有一条言之凿凿的消息在整个东京城传开了：
太上皇在西华门外招募了三百余壮士挑夫，皆备扁担绳索，每日支钱四百五十文，由宫中供一应酒食。
太上皇要干什么？东京城顿时一片哗然！
西华门与东华门之间，大致可以看作是皇宫的南北轴线，从西华门向西，出内城的阊阖门，可以直通外城的万胜门。
东京城的百姓们略一推测，就得出一个结论：太上皇这是打算随时“西狩”啊！
太上皇做这件事，本来是极为隐秘的，但耐不住东京城人多嘴杂，很快就被专一跟三教九流人物打交道的白胜探听到了内情。
消息传到李纲那里时，李纲整个人都呆住了，摇摇晃晃差点儿晕倒。
那一天，许多官员们赫然发现，一向精力旺盛的兵部侍郎，第一次表现得仿佛一具行尸走肉一般。
李纲很想冲到太上皇跟前，揪着他的衣领大声质问：“臣等正欲死战，太上皇何故先逃？”
尽管李纲很快恢复了过来，请求新帝下旨辟谣，但这件事造成的恶劣影响已经彻底散开了。
统制官解潜说动本部兵马，领三千余禁军北投梁山，封丘知县投降，又有一部禁军不听指挥西去郑州新郑县，与逃到那里的刘光世部会合。
刘光世立刻领兵进入颍昌府的阳翟县，看样子是打算继续向西南逃走了。
封丘县投降，就意味着东京城的北大门已经被梁山大军推开，尽管李纲是个坚决的抵抗派，但他并不懂军事，于是京城四壁都巡检使范琼仓促之间，领万余兵马北上迎战。
这也是大名府战事结束后，王伦领兵南下，遇到的第一场战斗。
这是一场过程相当乏味的战斗。
出于谨慎的缘故，王伦还是摆出了堂堂正正之师，要与范琼打一场硬仗。
毕竟已经快到东京城下了，在大宋君臣和东京城百姓的眼皮子底下，正面击败朝廷大军，是有着相当大的政治意义的。
范琼的确有几分名将的姿态，军阵摆得很是不错，但是当一支骑兵出现在战场右翼时，官兵突然就崩了。
这支骑兵是许贯忠从燕山府带来的，梁山北派的大军，他并没有调动南下，而是带的由燕山府牧民、投靠梁山的辽国官兵、本地的汉人青壮组成的新兵。
许贯忠按照与王伦商议好的对策，对燕山府管辖的契丹、奚人等并不区别对待，也不强制要求必须改穿汉家服饰，故而有些牧民就习惯性地戴上了契丹式样的皮帽。
这让朝廷官兵误以为梁山军中居然有辽国铁骑，百余年的恐惧顿时涌了上来，燕山府骑兵还没有提起速度冲刺，对面的左翼官兵转身就逃。
这支赶到半路才得了个涿州营名号的梁山骑兵也愣住了，营副耶律胡古转头看向了顶头上司徐宁，他虽然是辽国军官出身，但一直在中京道驻守，从未遇到过大宋官兵。
他不知道这是大宋的什么新型战术，难道是诱敌设伏？
徐宁只是恍惚了一下，随即持枪大吼：“追杀而去！”耶律胡古顿时放下心来，原来这宋国的军队跟传闻中一模一样，跟梁山军完全不在一个层次啊！
范琼就这么被乱兵挟裹着狼狈逃回了东京城，他这一次带出去的禁军，已经算是汇聚在东京城内以及周围最敢战的官兵了，结果左翼一乱，带动全军大乱，他好容易带回来一半兵力。
至于另外一半，要么溃散不知逃往何处，要么趁机丢盔卸甲、混到城中冒充百姓去了。
这一次梁山大军向南推进的速度很慢，再不济，这东京城也是有十五六万禁军的。
逃回去的范琼并没有收到指责，李纲面带歉意地寻来，给范琼又补了一万兵马，请求他再次出城迎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