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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士奇拱手道：“苏州府的欠税，以及避税逃税，并非今年才有，仍如往年一般处理即可。”
“官面上可由户部寄出公文，催促苏州府严厉追税查税。”
“这是显示朝廷绝不向避税逃税等行为让步。”
“我再以私人名义给苏州府知府写一封信，告诉他只要收取到与去年相当的田租税赋即可，适可而止，不必太大动干戈。”
“如此，今年便可平稳渡过。”
朱允熥端起书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茶，笑道：“你这是裱糊匠的做法，得过且过了。”
话虽这般说，语气却是十分和缓，并无生气之意。
朱允熥心里很清楚，治理国家，很多时候，还真就是裱糊，和百姓过日子一样，缝缝补补，得过且过。
很多事情，就不能太认真，太死板。
若不是他秉政以后，疯狂给大明点科技树，开银行，办报纸，改商税，使得朝廷的收入大增。
否则，朝廷每年的预算开支，都还是一个大问题。
过日子嘛，手头紧，没钱需要东挪西借才是大多数家庭的常态。
对国家而言，也是一样。
政府的财力，看起来很雄厚，真用起来，就不可能有什么剩余。
可即使这样，收不上来的赋税钱粮，也不能太过强求。
老朱是非常认死理的人，但苏州府的税赋拖欠问题，也不是一年两年了。
老朱虽然年年下旨要苏州府严厉追查欠税，加大征税力度，打击避税逃税，可苏州府的田租赋税，却还是一直欠着。
老朱清楚其中的原因，知道严厉也要适可而止。
差不多能过关，也就睁只眼闭只眼。
这才有了苏州府历年积欠赋税之事。
时至今日，这已经成了朝廷的老大难。
户部每年都对此头痛不已。
只不过，今年的情况，有点特殊。
一方面是因为朝廷开放经商后，苏州府靠此赚了不少钱的，大有人在。
再加上又是丰收的年景。
地方官吏本以为今年完成朝廷的税赋任务不难。
不料，却由于大明银行和粮食署的设立，让苏州府的人，找到了藏粮藏钱的办法，避税逃税之风，反而远超往年。
故而才有了苏州府官员上书朝廷之事，他们是非要严惩不可了！
杨士奇道：“根本之法，还是再量天下田地，重新厘定田租税赋。”
“从今年开始量，有七八个月时间，便可全部量好。到明年秋收，田租税赋即能重定，苏州的赋税问题，亦可迎刃而解。”
“至于历年的积欠，我的建议是在新的税赋实行后，直接免掉，不再追查，以此显示朝廷的恩德。”
夏原吉道：“重新量天下田地确有必要。但一地重新量过之后，若所得的结果是减免税赋则还好，若是要加税，只怕激起的事端，也会不少。”
田租赋税征收不均，就意味着有人交了重税，也有人长期只交很少的税。
少交税的既得利益群体肯定是不愿意大家都交一样的。
这就好比后世的高考，受益的地区，肯定不愿意按统一分数线或者相同的比率录取。
谁会愿意将到手的利益吐出来呢？
朱允熥沉吟道：“赋税田租怎么定，可以先不提，先丈量天下田地再说。”
“另外，这次量田地，不要向外透露朝廷要重定赋税田租的消息，只是做摸底。”
“不仅仅要统计田地，还要连同荒地，山地，林地，城镇，道路用地，建筑占地，乃至江河湖泊，都要统计。”
“此外，再让官员上报哪些荒地是可以开垦的，哪些是不能的，趁着丈量土地的功夫，都做好规划。”
“这件事你们两个一起负责。”
一锤定音。
杨士奇和夏原吉当即领命。
朱允熥又道：“没有其他事的话，你们就先下去吧。”
杨士奇和夏原吉对望了一眼，眼神似乎有些古怪。
最终，杨士奇站起身来，弯腰一拜，拱手道：“今年春天，方孝孺在白鹿书院讲圣人之道，时至今日，已有追随者无数。”
“但方孝孺所讲，多有离经叛道之语，故而朝野反对批评之声四起。”
“近日，先后有御史言官上奏朝廷，言方孝孺擅改圣人之学，布邪经，讲歪道，其罪当诛，请求朝廷对其严加惩处。”
“此份奏议，朝中官员，附议者不在少数。皆言方孝孺胡说八道，妖言惑众，持其才而邀名，挟其名而乱世，此子非杀不可。”
朱允熥的瞳孔微微一眯。
有关方孝孺讲学的事情，他此前已经在探听司上呈的密报中见到。
这是他亲手布的棋。
而今，终于生根发芽了。
“依你之见，该如何处理呢？”朱允熥笑问道。
杨士奇沉默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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