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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就能以最高的效率，高效的处理朝廷的各项政务军务。
朱允熥并不想开太多的朝会。
在他看来，真有什么事情要研究讨论，都需要先商量好了，有了一个大致的思路，再开会决定。
更多的时候，开会只是走一个过场。
儒家将朝会看到比什么都重要，其真正的用心，在于利用朝会，形成舆论，压制君权。
试想，若君主单独召见某个臣子议事，那臣子是很难与君主相对抗，将不得不遵从君主的旨意，贯彻实行君主的意志。
反过来，若是在朝堂上，他们人多势众，可以相互壮胆，一起进谏，对君主形成强大的压力，形势便逆转了。
朝会的重要性，也就在这里体现出来。
后世的一把手开会，往往都会先确定一个会议主题。
在开会之前，先单独分开进行个别讨论，达成一致。
开会的时候，将会议讨论的内容，牢牢限制在相应的主题范围内。
超出会议主题的问题，则一律不予过问。
如此，便能控制会议流程，掌控大局。
但这个时代的朝会，通常是没有啥主题范围的。
什么事都能讨论。
大臣们甚至还能事先商量，串通好了，等朝会的时候，一起向皇帝进谏！
通过这种集体施压行事的方式，来掌控君主，逼迫帝王按自己的意志行事。
这就是大臣们特别喜欢朝会，对不开朝会，不上朝的皇帝深恶痛绝的原因。
他们不是精力多得用不完，要通过朝会来折磨自己。
实际上，他们是利用朝会，来掌控君主，在实质上夺取君主的权力，实现自己“平天下治天下”的理想抱负。
朱允熥这两年，一直在琢磨权力的运转，也慢慢看透了这一切。
故而，他来勤政殿办公理政，对大臣皆是单独召见。
真要多召几人来议事，也是有确切的事情，有限定的主题，不讨论其他的事情。
到了勤政殿，朱允熥先看了探听司和大明情报局递上的国内外情报汇总，接着看军务处呈交的《军情速报》，以及政务处上交的《每日简报》。
以前编制《每日简报》是通政司的任务。
军政分制后，通政司也一分为二。
一半划归了政务处，另一半纳入军务处麾下。
与原来不一样，同时递交上来的，还有军务大臣和政务大臣在上面暂拟的处理意见。
朱允熥目光一扫而过，并不提笔批示什么。
军务处和政务处既已成立，便皆可用各自的名义下发文件，领导展开各项工作。
他这个皇帝，根本不需要做什么批示。
这反而有好处。
首先，不做批示，军务处和政务处的大臣，也不确定他是否认真看过，是否知晓……只能按他全部知道来处理。
反之，若是他批示一个“知道了”，那就真的要将每一份文件都看完。
否则，谁都知道哪些文件皇帝看了，哪些皇帝没看。
其次，皇帝没有做批示，那往下面传达的文件意见，便只代表军务处和政务处的意见，而不是皇帝的圣旨。
下面认为不对，还可以继续上奏辩解，进一步讲明情况，或者请求皇帝处理。
直接下发圣旨，若是搞错了，下面也不敢不听，甚至会因此而酿成更大的错误。
类似的例子，历史上比比皆是。
政务处和军务处作为总领文武大臣的机构，一般情况下，下面的官员也不敢反驳，不敢不听令。
另一方面是，圣旨不常发，才能凸显其至高无上的地位。
若事无详细，动不动就发一份圣旨，则皇帝的圣旨，慢慢就会丧失其“权威性”。
官员们收圣旨收得多了，也就麻木了，不会再特别重视。
一般的事务皆是政务处或军务处处理，只有特别重要的事情，他这个皇帝才做出批示，下面的人也好分得清轻重缓急。
事实上，在大部分事情上，朱允熥虽然给军务处或政务处下了旨意，可真正向下面传达指令的时候，反而会将这一点故意隐去。
仅以军务处或政务处的名义发文，下指令，而不是以圣旨的形式下发。
这也是为了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占据政治上的主动。
下面的人若有不满，也会骂军务处或政务处，而不是骂他这个皇帝。
如此一来，矛盾便转移到了军务处和政务处，而他皇帝的权威反而得到了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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