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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配合军事上的调整，最高当局下定决心，在英国的援助下进行了币制改革。
币改绝对是一个敏感的问题，这不仅仅关系到中国的金融稳定，同时也涉及到了各国政府的在华利益。
尽管民国已经建立二十多年了，但是国内的货币却一如晚清时期混乱！
之前中国一直使用银本位制度，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忙于国内战争，没工夫管币制改革，直到1933年才废掉“两”这个单位，改用“圆”，但是依旧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民国前期的币制紊乱一如既往，体系太过庞大，不但传统货币与近现代货币并存，且国币和外币都在市场上流通，混乱程度令人瞠目结舌！
1933年之前，中国市场上流通着n种钞票：中央政府纸币，关金券，华资银行券，外资银行券，外币，地区货币不胜枚举，而且传统货币依然广泛流通：银元，金币。
所以说很大程度上民国前期一部分货币发行权被民间掌控，全国也没有一种统一的货币制度。
且由于晚清时期对外贸易的因素，外国商人普遍使用外币来支付货款，导致南部沿海地区外国银元广泛流通：英国站洋，墨西哥鹰洋，日本龙洋在中国广泛流通。
同时，外资银行在华从清朝末期到民国24年货币改革之间一直发行外资银行券，有名的比如花旗/华俄道胜/日本正金银行/汇丰/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德国德华银行等等等等。虽然发券规模比华资银行小不少，但是也是当时中国的主要流通币种。
众多不同种类的货币随之而来的就是国民政府失去了一部分货币的管控能力，引发了经常性的通货膨胀。
各省份在银毫推出后大量铸造银毫，供过于求，银辅币和铜元大幅贬值，国内金融混乱不堪，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爆发了经济危机，顺带席卷了欧洲。
为了摆脱危机，资本主义国家逐渐废止了金本位，实行外汇倾销以缓解国内压力。
中国当时是银本位国家，银币无法任意贬值，这样，中国对外汇价大幅上涨。
1934年6月，美国国会又通过《白银法案》，大幅度提高银价，大量收购白银。
由于国际银价远高于中国国内的银价，于是外国在华银行机构纷纷收购中国白银，装船打包到纽约、伦敦投机倒把，从中攫取暴利。
中国的白银开始大量外流，社会上出现了大规模的挤兑、提款、抢购、投机的白银的风潮，这种火上浇油的情况进一步导致国内白银储备锐减，一场保卫金融的战争已然打响。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南京国民政府下令对银类出口征收高额关税。
这样一来虽然暂时减少了白银出口，但却加剧了黑市白银走私。
因为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南京国民政府希望在西方国家的支持下，实行币制改革，来稳定国家金融。
今年1月，英国向南京国民政府表达了英国的贷款条件——中国必须脱离银本位，与英镑相联系，实行币制改革。
对此，南京政府表示原则上同意，但是遭到了日本的抗议。
英国人为了不让日本人太过窝火，建议英国日本共同向中国提供贷款，英国人向日本提出了包括民国政府承认“伪满洲国”，日本保证东北外中国的安全的这些狗屁条款！
凭良心说，英国人提出的这个方案已经很照顾日本人的感情了，正常情况下，日本人不应该无视英国人的善意。
但是英国佬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日本人兜里也缺钱，刚刚经历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的日本，其国内的经济还没有恢复，兜兜里严重缺钱的日本人很果断的拒绝了英国人的建议。
10月下旬，金融危机更加严重，民国政府的财政有崩溃的危险，经过再三考虑，南京国民政府由财政部长孔祥熙宣布实行币制改革。
币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有：由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集中发行钞票，并将其定为法币。同时将原来流通的各种银币禁止使用，白银不再流通，所有现银必须兑换为法币，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
中国的币制改革对西方各国的在华利益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尤其是日本！
日本在中国有大量的银行，这些银行都掌握者大量的白银，且还有一定的铸币权，比如说日本人发行的龙洋在中国一些地区就很受欢迎。
除此之外，日本的日元也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可以流通，尤其是在东北以及上海一带，几乎可以和大洋等同使用，民众的接受率非常高。
通过这种手段，日本人掌控中国的经济命脉，大肆的攫取经济利益！
然而，经过币改，日本的银行不但要交出自己掌握的白银，使用中国发行的法币！
与此同时，日元以及其控制的其它辅币都要退出流通领域，这对于日本人而言，是万万不能接受的。
可以说，一旦接受中国的币改，日本在经济上的损失是难以估量的，甚至于可以说是灾难性的！
所以事情发生之后，日本人当即想尽办法阻挠币改！
先是在华的日本银行并没有把银子交出来，甚至于日本驻华大使还登门质问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为何中国实施币制改革并没有提前和日本商量，认为中国没有顾及中日两国的关系！
在孔祥熙这边吃了闭门羹之后，日本人又在中国搞了一个阻挠“北银南运”的政策，类似的还有什么劳什子“华北币制自治”，还大搞走私，最后在上海公然发行日元来阻止中国新货币的发行
然并卵，中国政府最终还是顶住压力，实现了白银国有化！
当然了，国民政府之所以能如此顺利的完成币改，这离不开英国人的帮助。
对于币制改革，英国政府对中国采取了合作态度，在中国宣布币改仅仅隔了一天，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发布敕令，禁止英国的银行和英国人用现银作为在华支付手段。
在英国的带动下，各国在华银行都先后向南京政府交出了存银，在白银国有化方面支持了中国的币制改革。
而在中国币改大范围内实施的时候，日本人终于还是坐不住了，决定以军事手段来干预此事！
在日本人看来，币制改革与统一，当然与政治的统一联系在一起。
在经济上无法遏制中国进行币制改革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寄希望中国境内的日军以军事手段逼迫国民政府就范。
而日军派出机构，包括关东军以及中国驻屯军等部队也把币制改革看作英国对日本的反击，要对其进行报复，于是决心加速进行华北的“自治”工作。
面对日军咄咄逼人的态度，南京方面这一次快速的做出了反应，一面加速币制改革，一面派出专员尽量安抚华北的各路诸侯。
包括韩复渠以及阎老西、宋哲元等人都得到了南京方面的安抚，暂时遏制住了这股歪风邪气。
然而，日本人并不甘心计划流产！
在其他军阀那里无法取得突破的情况下，日军方面将视线转移到了臭名昭著的亲日派殷汝耕身上！
殷汝耕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回国，并通过日籍妻子与日本军政界取得了联系，是有名的亲日派。
1933年春，日军大举进攻长城沿线的主要隘口，国民党驻守长城沿线的军队进行了英勇抵抗。但是，同年年5月，国民党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竟派殷汝耕等代表与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在塘沽签订了卖国的《塘沽协定》。
从此，整个华北门户洞开，日本侵略者可以随时进占冀察和平津。
而作为亲日派的殷汝耕，也因功被委任为河北冀东非军事区的蓟（县）密（云）区行政公署督察专员。
在日本人的暗中支持下，冀东地区的大权实际上完全被殷汝耕一人掌握在手中。殷汝耕为了回报日本人，死心塌地为日本人办事儿。
甚至于公开与日本侵略者勾结，使冀东非军事区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严密控制的势力范围。
日本人在华北暂时找不到突破口和代理人的情况下，殷汝耕成为了日本人眼里的香饽饽！
11月15日，殷汝耕为配合日本“华北自治”的阴谋，在日本人的授意下，他联合冀东各地一批亲日分子致电宋哲元、韩复榘，攻击南京政府内外政策，要求实现“华北自治”。
23日，殷汝耕又在日本指使下，在天津日租界召集有非军事区各保安队长等人参加的会议上，密商非军事区“自治”。
翌日，殷汝耕在通州召集非军事区各县及宝坻、香河、昌平县县长，非军事区各保安队长临时会议，并于当晚发表脱离国民党中央政权宣言。
决定“从此，脱离中央，宣布自治，树立联省之先声，谋东之和平”。
25日，殷汝耕在专员公署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并在大会上自任“委员长”！
至此，一场阴谋丑剧在冀东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