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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503年（弘治十六年）十一月底。成都工业园皇家曙光基地。
采用简易的挤压、热拔、冷拔的方法，铜线已经成功的生产了一批，并且冷拔的同时挂树胶清漆作为绝缘皮。有了铜线就奠定了制造手摇发电机和电报设备的基础。
现代化的枪炮，离不开子弹、炮弹，弹壳就是用铜管冲压成型的。铜材紧张时，采用低碳钢做弹壳也勉强可以，但一般都是使用铜材。在高温状态下铜的可塑性非常好，因此用挤压机制造铜管、铜棒（拔铜线的原材料）相对容易一些。
机床改造进展顺利，主要的机床已经具备了现代加工的能力。于是，朱厚炜与皇家工业研究所的工程师孙和鼎、孙和斗兄弟一起忙碌建造初步的轧钢设备。
孙和鼎问朱厚炜：“殿下，这个轧钢我以前没有听说过，它很重要吗？”
朱厚炜答道：“如果没有轧钢，我们就只有钢锭，需要制造什么产品就要用铁匠炉锻打。从前的产品都是这样加工的，比如制造火铳，就要把钢锭用铁锤敲打成钢板，然后卷成钢管。手艺再好的工匠，用这个方法打出的火铳，质量是无法保证的，并且产量极低。朝廷的军队（神机营）早就有了火铳，这在军事上具有划分时代的重要意义，但是为什么始终得不到重视和发展呢？就是因为它制作粗糙，难于形成战斗力。当然还有其他问题，例如没有适应新武器的新战法。
打个比方说：如果把一只火铳固定好位置，装填同样的火药弹丸，连续打三枪，那么它的射程、弹着点，这三次将相差甚远。旧式火铳还有两个致命的弱点，就是装填射击速度慢；最后一点就是炸膛现象时有发生，未伤人，先伤己。这也是我们始终没有制造火铳的原因，我们需要真正好用的步兵枪支。
轧钢就是把钢材碾压成规整的钢板、钢管、多种多样的型钢，线材。比如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的铜线，一根铜线数十里长，粗细均匀，表面光滑。这是手工无法制作的。比如我们即将建造的战舰，将要使用钢板做装甲，用手工如何打制这大量的规整的钢板？再比如我们将要制造的火铳，轧制出来的钢管规整标准，即便如此精度还是不够的，这钢管只是坯料，再经过机床加工，这样造出来的火铳，一千只，一万只，都是完全相同的。有了统一的口径，才能生产统一的子弹。这样的火铳才能打得准打得远。所以说没有轧钢就没有钢铁产业。生产的钢再多，用处也不大。”
孙家兄弟表示受教，长了见识。
经过一个多月的辛苦工作，简陋的钢板轧机、和铜材挤压机建成了，经过连续的五次轧制和切断，通红的钢锭变成了大块的5毫米厚的钢板。这首批钢板是用来建造新的高炉和转炉以及水泥窑的。看着从钢锭变成整齐的钢板，孙家兄弟目瞪口呆，虽然他们参与了轧机的制造全过程，也想不到会有这种奇观，这平整的钢板，绝不是手工能力所及的。
铜材挤压机就是把高温的铜坯料（高温状态下可塑性好）装入挤压机的料仓中，利用水压的原理产生大约数十吨的压力（现代的挤压机都有两三千吨的压力），从成型孔中挤压出铜材，形成型材。新中国自力更生在上海制成第一台万吨水压机
铜管的挤压工艺很巧妙，在挤压的活塞正中有一个钢棒，它的直径等于铜管的内径。挤压出口的孔径就是铜管的外径。活塞挤压铜料之前，钢棒就已经穿过被挤压的铜料，到达出口孔的中心位置，挤压孔和钢棒形成了一个环形的空间。铜料从这个空间被挤压出去，就成了无缝铜管。挤压的铜管，管壁很薄，可以直接冲压成弹壳用料。
作为实验，第一批铜管是按照子弹的口径9毫米生产的。实验成功后，要建立子弹炮弹专业生产厂。之后孙家两兄弟也分了工，老大孙和鼎负责冶炼轧钢和新的高炉转炉建设，孙和斗负责枪械机加工。
轧钢设备仅仅是开始，马上要过年了。后续的工作年后再安排。孙家兄弟的家眷已经接来，在基地过年即可。并且他们也接受了朱厚炜邀请，表示正月去北京拜年。
这一年1503年（只有半年生产建设时间）最大的成绩是：炼铁550吨；钢180吨；有了接近现代的机床，因此，有了强大的加工能力；经济上主要靠玻璃、瓷器；白银储备300万两，很充足；有了一支像样的军队。
北京内阁府内，首辅刘健，河南人，弘治元年入阁，资格最老，脾气最暴，这人是个急性子，十分容易着急上火，但他却有着一项独特的能力——断。这位内阁第一号人物有着极强的判断能力，能够预知事情的走向，并提前做出应对。正是这种能力帮助他成为弘治年间的第一重臣。
大学士李东阳，湖南人，弘治八年入阁，他是弘治三阁臣中的第二号人物，也是最厉害的一个。他的性格和刘健刚好相反，是个慢性子，平日总是不慌不忙，天塌下来就当被子盖。他也有着自己独有的能力——谋，此人十分善于谋略，凡事总要考虑再三之后才做出决断，思虑十分严密，内阁的大多数决策都出自于他的策划。
大学士谢迁，浙江余姚人，弘治八年入阁，三阁臣中排行最后。这位仁兄虽然资历最低，学历却最高，他是成化十一年（1475）高考第一名状元，这人不但书读得多，还能言善辩，这也使他具有了一种和内阁中另外两个人截然不同的能力——侃。
李梦阳，甘肃人，时任户部郎中，用现在的话说，这人应该算是个文坛愤青。他乡试考了陕西省第一名，是八股文的高手，却极为厌恶明代的文风。他认为当时的很多文章都是垃圾、废物。
左春坊大学士杨廷和、户部尚书周洪谟、礼部尚书张聰、吏部尚书马文升、兵部尚书刘大夏。
刘健说道：“前接到二皇子传来的关于国家体制改革和经济、国防、货币、皇权、对外政策等一系列问题的建议和措施。今天大家来参看”。
《君主论》政治思想：第一、从人性出发研究政治，强调政治应脱离道德的约束，使政治学和伦理学分离。第二、必须依靠专制君主统一国家。第三，提出君主统治术。
《国家论》，提出了关于国家主权的理论，认为国家起源于家庭，国家是民族利益的集合整体。强调主权是国家最本质的特征，指出所谓国家主权就是独立自主地处理国内外事务，对其全部财富、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有充分的永久的自主权。
政治思想包含有反封建主义的内容，强调君主拥有一切权力的同时，又附带说明君主的权力是有限制的。国家主权思想反映了欧洲民族国家正在形成的现实，尊重主权和主权平等被视为国家行为处事的基本原则。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明朝的行政制度。
朱棣时代奉行的仍然是他父亲的那一套系统，但朱棣本人在此基础上也有着自己的发明创造，下面我们将介绍朱棣统治时期出现的几个新机构，这些机构对之后的明代历史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而且这些也确实可以算得上是朱棣辛苦劳动的结果，是超越前人的发明创造，值得一提。
我们只说最重要的一个。
这是一个全新的机构，是由朱棣本人设立的，但这个新机构的设立者朱棣做梦也不会想到，几十年之后，它会成长为一个可怕的庞然大物，庞大到足以威胁皇帝的地位和权力。
这个机构就是内阁。
永乐初年，被政事累得半死不活的朱棣终于无法忍受下去了，他总算领教了自己老爹朱元璋的工作效率和工作精神，自己纵然全力以赴没日没夜的干工作，还是很难完成，在这种情况下，他任命解缙等七人为殿阁大学士，参与机务。
这七个人组成了明朝的第一任内阁，自此之后，朱棣但凡战争、用人、甚至立太子这样的事情都要与这七个人讨论方作决定，其职权责任不可谓不大。
但出人意料的是，内阁成员的官职却只有五品，远远低于尚书、侍郎等中央官员，这也是朱棣精心设置的，他对内阁也存有一定戒心，为防止这七个人权势过大，他特意降低了这些所谓阁员的品衔，他似乎认为这样就能够有效的控制内阁。
后来的事实证明，他错了。
谁也料不到这个当初丝毫不起眼的小机构最终竟然会成为明帝国统治的中枢，当年官位仅五品的阁臣成为了百官的首领，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机构的生命力竟然会比明朝这个朝代更长！
它已经由一个机构变成了一种制度，在此之后的五百余年一直延续下去，成为中国封建政治制度中极为重要的部分。
明朝还有一个皇权和内阁相互制约的制度-批红驳回制度，皇帝的圣旨内阁可以驳回，内阁的奏折皇帝通过批红否决。
15至18世纪西欧国家的一种经济政策和早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经济学说。
《货币战争》作者亚当斯密称之为“商业的或重商的体系”，中心内容是：货币拥有量是国家贫富的标志，发展对外贸易以获取金银是积累国家财富的重要途径，国家采取鼓励制成品出口、颁布航海法令、大力发展航海业和军需工业、奖励造船、给予贸易公司以垄断特权等方法直接干预经济。
早期重商主义持货币差额论，主张禁止硬币输出，增加金银输入；晚期重商主义持贸易差额论，主张发展制造业，扩大外贸出超，以获得大量货币输入。
重商主义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代表商业资本利益的意识形态，错误地认为利润来自流通过程，但其对商业保护主义政策在当时曾促进了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随着工业革命的产生和发展，重商主义逐渐废弃。
户部侍郎李梦阳说道：“二皇子准备在四川恢复交子务，以蜀王府和亲王府的金银储备为准备金发行交子。逐步禁止金银和大明宝钞在社会流通”。
兵部尚书马文升说道：“二皇子说现在的军队战斗力很差，主要是兵户和屯田兵为主，这样的兵就是一群刚放下锄头的农民，没有丝毫的战斗力。准备以募兵制改变现在的世袭制，以蜀中三只卫所兵和王府卫队练新军（蜀王府在四川有军政大权的可以无旨调军队）”。
李东阳说道：“二皇子说什么特区”。
杨廷和说道：‘明年小儿同二皇子一起回来不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