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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1506年(弘治十九年)7月10日。
成都进入北京的第一批通讯人员，在蓉城通讯大学唐坤的带领下到达燕京。随着他们的到达，成都的电报线路也到达了北京。
他们到达后首先要完成两个任务，一是与青岛、天津取得联系，并考虑建立快速通信的方法。这个任务由青岛、天津官府来完成。二是，建立大明第一家邮政所，选择到北京、青岛、天津逐步到南京、福州、广州的通邮路线。
除了保持电报通信之外，邮政所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卖报纸。为了联络青岛、天津，为了及时准确下达朝廷的命令，北京同青岛、天津的通讯采用光通讯和电报同时进行，他们一路上测试考察作为光通信的站点。北京到天津、青岛基本是平原，一马平川，上千里的大平原采用架空线路。 他们基本上选择了在城中、小山建造木塔加气球的光通信方式，预计要几十个中继站，才能到达天津、青岛。这些中继站不但要留下通信兵，还要留下警卫，他们人手少，只能再雇佣一些当地人。并通过朝廷向当地官府打招呼，起码要让他们知道这是朝廷的机构。
大同、成都、青岛之间开通的电报业务，得到了大明民众的追捧，业务红火。作为政治文化的中心，京城里反映更加强烈，因为这里没有通达电线，因此也就没有开展电报业务。给大明日报社来信询问此事的越来越多，有的信件居然有指责的言辞，说是皇家不应该对于朝廷耿耿于怀，内阁改制已经完成，为什么对于京师还限制电报业务？他们那里知道铺设电报线路朝廷是要表态的，不然就会造成双方的误解。
信件太多了，反映太强烈，报社把这个情况还有一些信件上报到朱厚炜那里。朱厚炜指示：选择有代表性的信件登载到大明日报上，不要评论，也不要解释，当做新闻事件处理。
其实，写这些信的就有不少是官府的官员。终于有人写了奏章呈报到朝廷上，说是京城应该开通电报业务，朝堂上也就有了公开的议论，最先做出反映的是兵部尚书马文升。
马文升写了奏疏，附和京城应该引入电报业务的意见。他是兵部尚书，自然技高一筹，提出了一个附加的条款，就是同时要求保证九边前线的电报通信，使朝廷和九边的边军通信及时畅通。
马文升(1426年-1510年7月13日)，字负图，别号约斋，又号三峰居士、友松道人。钧州(今河南禹州市)人 。明代重臣、诗人。
景泰二年(1451年)，马文升登进士第，授为御史。历按山西、湖广，迁福建按察使，升左副都御史，入为兵部右侍郎。历辽东巡抚、右都御史、总督漕运。弘治初任兵部尚书，后任吏部尚书。明武宗时上疏乞去。正德四年(1509年)，遭权宦刘瑾削秩除名。
正德五年(1510年)，马文升去世，年八十五。不久后复官，获赠特进光禄大夫、太傅，谥号"端肃"。加赠左柱国、太师。
马文升一生功勋显著，先后辅助代宗、英宗、宪宗、孝宗、武宗五朝，历仕五十六年，后人有"五朝元老马文升"之称。又与王恕、刘大夏合称"弘治三君子"。
1368年，元惠宗妥欢贴睦尔退至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史称"北元"，由于明军的不断打击及蒙古各地贵族离心离德，1402年北元灭亡。虽然元朝作为一个完整的政权已不复存在，但各部落依然保存有一定实力(比较强大的有瓦剌、鞑靼等部)，不时南下骚扰明朝边境。因此明朝沿长城设置军事防线，确保中原地区的安全。从最东面的辽东镇至最西面的甘肃镇，共有九个军事重镇，史称"九边"。九个军事重镇分别为辽东镇、蓟州镇、宣府镇、大同镇、山西镇、延绥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
看这个意思好像是皇家急需开通京城的电报业务，求着朝廷了，所以皇家顺便捞点好处，真亏他想的出来。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奏章长了朝廷的脸面，特有面子。内阁首辅杨廷和立即写了节略，并事先做了票拟，上报到皇帝面前。弘治皇帝朱佑樘也没有犹豫，也无需再议，直接发给司礼监用印，就当做圣旨下发了，于是京城的电报业务再无障碍。
这里顺便解释一下大明朝发圣旨的法定手续。草拟圣旨的权力在内阁手中，就是说一般的政务和官员的任免皇帝是不能自己草拟圣旨的，内阁写圣旨包括这项权力就叫做‘票拟’，皇帝的权利就是点头同意，司礼监用印，盖上皇帝的玉玺，就是圣旨了。如果皇帝不经过这个手续，直接起草圣旨用印下发的话，内阁有驳回的权利，叫做“封还”。
明朝的内阁权利很大，皇帝的权利受到很大的限制。这个票拟、封还就是代表。
有了朝廷的圣旨各地就可以架设电报线路，开通电报业务了。
可是朝廷还有一个要求，就是九边前线的电报要通达。这个也好办，从各镇架设一条电线到总督府就可以了，这个距离很近，为军事、官府专用即可。
本来山海关，以及更远一点的辽东镇都在海边，可以同时接通，但是皇家在那里没有势力，开通电报对于皇家没有意义，所以就通达到金州为止，反正金州居中，到山海关、到辽东都不远，骑马就是半天，至多一天的路，也说得过去了。谁知皇家这一凑合终于引来了事端，此是后话。
京城里现在的邮政所设在外城，其原因是朱厚炜的田庄在城外，就临近田庄附近，选了一个地方设在了外城。现在要开通电报业务，就要方便用户办理，这个地点就不方便了，要从新选址。
选址就要研究一下京城的格局，借此机会胡侃一点北京的格局方面常识。
京城的格局是，除了皇宫之外被分为三大块。明清两代，五六百年的历史中都是这个格局。
外城，也可以称之为南城的区域，就是后世崇文、宣武两区的范围，这里是贫民区，有大片的农田和村庄，还有依附城市的贫苦市民。富人极少，都是商人，集中在正阳门外、崇文门外的城门周边，这两个城门是南来客商的进城之路，特别是崇文门，它早晨开放的最早，晚上关闭的最晚，距离运河码头最近，官府对客商收税的税卡就设在崇文门，因此崇文门外也就最繁华。商人在封建社会里地位不高，“士农工商”他们排在最后，虽然不属于下九流，也差不多，只是有钱而已。
正阳门（就是前门）以北是内城，内城居中被皇宫和皇家禁地占了一长条，把内城一分为二，皇家的禁地是绝对禁止通行的。由于中南海在西侧，那里是皇家的花园，皇帝经常在这里办公，所以，以六部衙门为代表的朝廷主要机构就集中到了西部，西长安街上的六部口就是六部衙门所在地，六部衙门的大围墙至今还残留一段，在西长安街上可以看到。特别是到了清代，圆明园、颐和园等皇家园林都在西北边，因此，为了方便，朝廷的大员，王公贵族就向西部集中。西城就自然形成了京城的政治中心，进而也就是文化的中心。历史悠久的北京师范大学、男四中等都在西城，这是有根据的。
到了现代，北京发展的首要方向就是西北部，向外扩张的特别迅速，他与历史上的这个格局不无关系。
在内城，明清两代，东西城之间的交通几乎是断绝的，就是因为中间的皇家禁地，能通行的只有长安大街。北面到钟鼓楼一带才能通行，在大明的时候钟鼓楼一带就太偏僻了。所以东西长安街是京城最繁华的主要通道，这一特点延续到了现代。不过，明代的长安街可不是现代长安街那么宽阔，现代的长安街是拆毁了几条街道合并在一起才有那么宽，广场也是没有的，那里都是民居商铺，街道纵横，也是繁华所在。
相对西城而言，东城的达官贵人比较少，但是这里毕竟是内城，天子脚下，于是有地位的富人就聚集在这里，因此东城的特点就是富有，都是家财万贯的主。后世的王府井商业区享誉全国就与此有关。经商的富人多居住于东城也与崇文门有关，崇文门基本上可以认为是通商的大门。
当然这只是一般而论，个别情况总是有的，比如贡院就在东城，孔庙、雍王府也在东城。
知道这个格局，京城的邮政所新地址就等于选好了，就是长安街上六部衙门的对面，也就是后世电报大楼的位置，毫无疑问，这个位置是首选。
得知这一情况，朱厚炜不由得动了心思，现在有钢材有水泥，何不在京城建一个类似于后世电报大楼的建筑？想到这里他提笔画出了电报大楼的外形，正准备招呼解铃铛，突然想起一事，立刻就气馁了，把画稿团了团丢进废纸篓。再想一想，又捡起来，重新展平，充分地表现出他的犹豫。
气馁何来，犹豫又在何处呢？
这个位置到南海（就是中南海）的围墙不足300米，南海围墙不过三四米高，只要建筑超过三层，站在楼上窗前，南海内景一览无余！偷窥皇家园林该当何罪？这不是自讨苦吃吗？但是，心中的思念情结又挥之不去，电报大楼可是长安街上的标志建筑，其突出的地位保持了几十年。因此他犹豫再三。
最后他终于重画一图，形状还是那个形状，但是只有两层。中间起一个方形不太高的钟楼，正面装一个大钟表，钟楼顶部立起一根旗杆，准备悬挂大明的国旗——日月旗，这个旗杆兼做避雷针。完全是电报大楼的样子。看一看就是缩小版的电报大楼，心中很满意。
两层建筑加上一个钟楼在这个时代也算是高层建筑了，很突出了，很显眼了，完全可以成为地标。
钟楼本来应该四面都是钟表，技术上不难，但是朝东的钟表必然是一个窗口，稍有缝隙就可以窥视南海，这个毛病不能犯。所以只是南面有钟表盘面，连二楼朝东的窗户都不能有，朱厚炜历来是加小心的，不能留下任何隐患。
拿着这个图他就去了北京的钟表厂，首先设计出钟表，才能定整体建筑的结构。
他告诉朝廷方面，邮政所的建筑要等待成都的设计图纸。无线电报依旧留在外城，那个高高的天线在内城不合适。电报大楼（应该是电报小楼）提前400多年，即将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