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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的行动方案已基本被公安机关掌握，但关健的行动时间、劫船目标还没有弄清，公安民警指示刘仁德想方设法尽快打听清楚，但狡滑的吕薄冰、吴宗健两人始终不透露信息。
9月22日，刘仁德依约来到赵贵珍家聚会，不见吴宗健，直到晚上10时许，吴宗健来了，一进门就嚷着叫赵贵珍倒杯水来喝，说：“今天累坏了，走了十几里路。”
赵贵珍询问其去哪里了，吴宗健回答是去找民生公司的“麻子”去了，刚说完这句他马上警觉缄口不言。
当晚，刘仁德将情况向民警报告。次日一早，民警即到民生轮船公司进行调查，公司保卫人员证实，该公司确有一名绰号“麻子”的厨工，名叫汤克明，此人满脸麻子，曾在公司来往广州至海南岛的“民俗轮”上做过厨工，后来发现此人有政治问题将其调离了“民俗轮”。
再进一步调查，民警发现“麻子”和吴宗健最近曾到“民俗轮”找到以前曾在一起干厨工的周樑鸿，了解船上的情况，当时护卫人员觉得两人可疑，曾盘问过两人。
至此，公安机关基本弄清敌人最有可能劫持的目标就是航行于广州至海南岛的“民俗轮”。由于不知道敌人的具体行动时间，为确保万无一失，公安机关对在广州至海南、湛江、汕头各处的客轮售票点加强了控制，同时加强各船上的护卫力量，严密监视吕薄冰、吴宗健等人的活动。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意外。这天，吴宗健从赵贵珍家里出来的时候，赵贵珍在楼上阳台偶然发现刚出门的吴宗健被陌生人跟踪。敌人已有所察觉，为防止敌人狗急跳墙提前行动，钱健钢和刘坚夫决定在敌人行动之前将这个反革命集团一网打尽。
擒贼先擒王，专案组决定先逮捕吕薄冰、吴宗健以及骨干分子汤克明、谢乾生。10月1日下午，在吕薄冰、吴宗健住处监视的侦查员报告，两人出门到中央公园活动。
傍晚6时，吕薄冰、吴宗健起程回家，照例是一前一后，公安人员经过半个多月的跟踪侦查，对两人的行踪已是了如指掌，他们回家的路线必须经过东区公安分局门口，侦查员预先选好地点设伏，当走在前面的吴宗健转过一个街口，接近分局门口，后面的吕薄冰视线被挡，2名侦查员冲上去扭住吴宗健就往分局推去。
吴宗健拼命挣扎、大声喊叫，企图通知后面的吕薄冰。刚喊两声，其就觉得被一个硬梆梆的物品顶住了肋部，同时听到一声低吼：“公安局的，不准叫。”吴宗健不敢再吭声，被侦查员一把推进了公安分局。
另外两名侦查员如法炮制，将吕薄冰抓获。为避免打草惊蛇，公安人员命令吕薄冰给汤克明打传呼电话，将汤克明从其住处引诱出来，当汤克明急匆匆走出屋去听电话的时候，侦查员在半路上将其抓获，塞进停在旁边的汽车里。
公安人员马上对3人进行审讯，吕薄冰被迫交代了负责运送凶器的谢乾生隐藏在珠江东堤一租来的小艇上。公安人员连夜直扑东堤，在东堤派出所的协助下，找到谢乾生藏匿的小艇，抓获睡梦中的谢乾生，在其艇中搜出了大批准备用来劫船的铁钎、铁锤等凶器。
在余下的两天时间里，公安人员连续出击，将31名反革命集团成员全部抓获归案。至此，这个组织严密、阴谋杀人劫船的反革命集团被公安机关彻底捣毁。
而远在北京的赵继统也在进行收尾工作。当初为了武装李安东的间谍组织，在中共军队进城之前，美国特务机关将一门stokes82迫击炮和炮弹掩藏在美方提供的“救济物资”里交给了李安东。
李安东把这个“重型武器”化整为零，分别藏在自己和另外一个间谍马迪儒的教堂里，天主教堂这块神圣的净土成为李安东等人隐匿武器的罪恶之地。
50年1月，李安东把以目录编辑员身份潜伏在北京东交民巷法文图书馆的日本籍特务山口隆一找到家里。李安东告诉山口隆一，他这里存有一门迫击炮，可以“等中国在天安门开会时试一试”。
从5月份开始，山口隆一和李安东开始进行炮轰天安门的准备活动。两人经过密谋，草拟了一份趁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国庆大典时，炮击天安门城楼，刺杀毛、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计划报告，通过情报渠道，先寄到特务组织“日本东京日洲株式会社”，再由这个会社递交给日本东京美国占领军总部。
计划里，他们说要进行一次大的“挑战”，宣称“现在正同对方很痛快的对抗”。计划很快获得了批准，正是这封批准计划的回信将赵继统召回了北京坐镇。
按照计划，将由山口隆一开炮轰击天安门。为此，山口隆一多次到天安门广场，测量了广场周围的地形，将测量结果绘制成地图，上面注明了炮击目标和毛检阅群众队伍时的位置。
图正中是天安门城楼，城楼上一个小人代表中共领导人的位置，一条代表炮弹走向的抛物线从金水桥直指城楼顶部。图上还有用日文做的说明和山口隆一的签名。
1950年9月27日，晴，北京的东单大街一早就已车水马龙，热闹非常。上午大约9点左右，一个伊拉克女人肩披一件印花绸巾，风姿绰约地来到东单的北京国际电讯电报邮局。她飞快地办完邮寄手续就匆匆地走了。
在马路对面的“北方皮货”商店里守候监视她的小个子、略显肥胖的日本人，见女人从邮局出来，确信邮件已经发出，便拉低了一下礼帽，跟随着女人向东四方向走去。就在发信人自以为万无一失时，他们的这封信已被摆在了监视他们许久的专案组组长赵继统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