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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盛曰:夫伐罪吊民,古之令轨;罪谦之由,而残其属部,过矣。
可见,所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里面就有曹操的很大功劳。
战争是一项系统工程,决定胜负的不只是兵力多寡,还有后勤、谋略、心理、气候以及地势等诸因素。也就是说,打仗不是简单的群殴,人多必胜,人少必败。
中国战争史曾有过多次以少胜多的经典案例,像巨鹿之战、彭城之战、昆阳之战、官渡之战、赤壁之战、淝水之战、虎牢关之战等等,
其中以曹操为主角的就有两场,战绩是一胜一负:胜是与袁绍的官渡之战,负是与孙、刘联军的赤壁之战。
不过,从裴松之的分析来看,官渡之战的所谓以少胜多是注了水的,而且水分还很大。
我们来看一下战争过程和裴注。
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十二月,曹、袁二人相持于官渡。五年八月,袁绍将大营稍稍往前作了推进,并依沙丘扎寨,东西军营长达数十里。
曹操也将阵营分列,与袁军针锋相对,不过,在试探性的交手中,曹军失利。尤其对曹操不利的是,当时曹军还不到一万人,受伤的还占了二、三成。
(建安五年)八月,绍连营稍前,依沙塠为屯,东西数十里。公亦分营与相当,合战不利。时公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
看到这里,裴松之不愿意了,连续发出灵魂追问,对本纪的记载表示了严重质疑。
首先,裴松之认为,曹操起兵的时候,原始资本就有五千,之后虽然不能说是百战百胜,但负的比例只占十分之二三。
况且在大破黄巾军后,他又一次性收编降卒三十多万,这还不算从其他地方受降的人数。如此一来,即便是每次打仗都有损耗,也不可能出现兵不满万的情况。
臣松之以为魏武初起兵,已有众五千,自后百战百胜,败者十二三而已矣。但一破黄巾,受降卒三十馀万,馀所吞并,不可悉纪;虽征战损伤,未应如此之少也。
其次,结营对峙,和面对面冲锋不一样。按照本纪所载,袁绍十万多大军,结营东西达数十里长。曹操他就是再有办法,也不可能用八千人结成和袁绍一样长的大营。所以,曹操的人即使比袁绍少一些,但也不少到哪里去。
夫结营相守,异於摧锋决战。本纪云:“绍众十馀万,屯营东西数十里。“魏太祖虽机变无方,略不世出,安有以数千之兵,而得逾时相抗者哉?以理而言,窃谓不然。绍为屯数十里,公能分营与相当,此兵不得甚少,一也。
世语曰:绍步卒五万,骑八千。孙盛评曰:案魏武谓崔琰曰“昨案贵州户籍,可得三十万众“。由此推之,但冀州胜兵已如此,况兼幽、并及青州乎?绍之大举,必悉师而起,十万近之矣。
再次,《孙子兵法》说“十则围之”,如果袁绍有这么多人,早就把曹操围得跟铁桶一样了。而事实曹操不仅没有被围,还有余力派出徐晃劫其粮车,他自己也带着若干人去袭击了袁绍粮草所在地乌巢,出入无碍,袁绍没有任何办法阻止。
绍若有十倍之众,理应当悉力围守,使出入断绝,而公使徐晃等击其运车,公又自出击淳于琼等,扬旌往还,曾无抵阂,明绍力不能制,是不得甚少,二也。
第四,曹操取胜后,很多记载说坑杀了七、八万袁军。这一点更不可思议:这七八万人如果四散奔逃的话,曹操仅凭八千人能制止得了?而能让步这些人乖乖地引颈受戮,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诸书皆云公坑绍众八万,或云七万。夫八万人奔散,非八千人所能缚,而绍之大众皆拱手就戮,何缘力能制之?是不得甚少,三也。
第五,按照《钟繇传》所记,在曹操和袁绍官渡相持的时候,司隶校尉钟繇曾支援前线两千匹战马。而曹操的本纪和《魏晋世语》则说当时曹操只有可怜的六百匹战马,那么,钟繇送来的马哪去了?
按《锺繇传》云:“公与绍相持,繇为司隶,送马二千馀匹以给军。“本纪及世语并云公时有骑六百馀匹,繇马为安在哉?
所以,裴松之最后给出了结论,说负责记述这件事的人为了宣传效果,才故意夸大了双方的力量对比。
将记述者欲以少见奇,非其实录也。
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因李傕、郭氾内讧,长安大乱,汉献帝刘协趁乱逃往洛阳。在曹阳准备北渡黄河的时候,太史令王立前来阻止,理由是天象不允许。
不仅如此,他还通过天象对宗正刘艾和汉献帝分析说,从去年春天开始,金星(太白)向中央运行,在斗、牛二宿间与土星(镇星)相犯,然后过天津至于天关。
火星(荧惑)则从南方逆行至天关,与金星在天关区相会。金、火相遇,从天象来说是要发生朝代鼎革的先兆,汉祚将终,代之而起的是曹氏建立的魏朝。
张璠《汉纪》曰:初,天子败於曹阳,欲浮河东下。侍中太史令王立曰:”自去春太白犯镇星於牛斗,过天津,荧惑又逆行守北河,不可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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