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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天门山坳似乎弥漫了整夜的雾，早晨出操，见满山的橡树都被西阳这地方常见的雾淞银装素裹。走近才发现，从多个角度凝结于枝条的雾凇的婀娜与多姿，总会让自上而下慢慢叠加起来的落雪相形见绌的。墙上日历牌显示的这天是1970年1月26日，星期一，农历腊月十九，距离春节刚好十天。然而，这貌似一个平常的日子，对新兵们来说却意义重大，因为集训即将结束，不仅意味着一百多枚“新兵蛋子”历经41天的漫长孵化就要出壳，也意味每个人即将面临命运的骰子被“克洛托神”抛向何处的再次考验，内心的忐忑不言而喻。 上午9时许，全体新兵准时列队司训队操场。当汽车十团军务股股长以命令的口吻宣布分配方案时，偌大的一群人竟变得鸦雀无声，人人都屏气凝神竖起了耳朵。随着军务股股长冗长的“某排某班某人去某处报到”的逐一宣布，熟悉和不熟悉的人的去向也逐一晒了出来。其中“小洋人”王东明和薛学军被分配到团直属小队；那文玉，陈耀东去了司训一队；闫志文到司训二队；吕旭东分到团直机关警通排；王小白，梅河滨去了修理连；我和贺健以及另外43名新兵，不知怎的被分到汽车十团以外的一个番号436的部队。原以为能留在汽车十团开车的我，竟一时慌的不知所措，回到宿舍就急切的询问杨班长： “班长，让我去436干什么？” “听说是学报务机要。” “什么是报务机要？” “机要说不好，报务好像是报务员吧？！通信兵的一种。” “是《英雄儿女》里王成那样吗？” “嗯……差不多吧！” 杨元礼的回答随即让我记起1967年夏天发生在46野战医院篮球场的一幕，那天我和本院几个大孩子，曾遇见3012部队的战士背着王成那样的机器，头戴耳机，手握话筒发声呼叫的场面，机器类似芭蕉叶的天线留给我极深的印象。记得当时心里确有长大定要当通信兵的念头，不想竟一念成谶。或许，这就是所说的命。 第二天清晨为赶火车，去436部队的40名新兵（5人另行出发）便在自称刘木旺和司万玉两位操河南口音的干部带领下，乘汽车赶往西阳火车站。 火车终到吉林，再换乘去往五常方向的列车，等我们走出大口钦车站，天已过了晌午。早晨在西阳上车后只吃了两个面包的我早已饿得前心贴后心了，据说目的地还有7、8公里，在冰天雪地负重全部家当的我们，只能凭借自己的两条腿一步一步丈量前往。 早几天落雪的乡路，已被过往的车辆、爬犁碾压出两条很深的雪槽，让原本就不多宽的路面越发的狭窄，走几步就一个趔趄的人比比皆是，大伙只能沿路肩松软的雪地蹒跚前行。 据说，从1938年到1970年的32年间，大口钦的名字曾出现过多次变化，从最初的桦树村筹备处到大口钦公社，拢共用过十来个名字，但行政区划一直隶属于永吉县，是一个周边与缸窑、金珠、乌拉街，以及舒兰的溪河等相互接壤的地界，铁路在此设4等站。 早年的大口钦曾是缸窑公社下辖的一个自然村，60年代初期，才从缸窑公社析置出来变成了大口钦的公社所在地，但整体面貌依旧是村级规模。全村农户的草房基本分布在长不足四五百米的土路两侧，街面上零散开着仅此一家的碾米坊、豆腐坊、铁匠铺，以及专门给牲口蹄子挂铁掌的铺子。略有近代感的砖瓦建筑凤毛麟角，除一个略显局促的邮电所，两排专门销售农资杂货的供销社及公社机关所在地，基本再无发现。在这村的西北角，是一个偌大的由厚厚的土墙围绕着的储备粮库，从里面一个个有序排列外裹草席的巨型粮垛，不难发现这个小村在仓储方面的份量。 源自蛟河县庆岭深山的团山子河水潺潺西去，其在一里多远的地方与大口钦相视而过，并最终在乌拉街公社附近的万家河北汇入松花江。一座钢筋水泥桥横亘在河的南北，突兀的桥身与低矮的河堤形成巨大反差，恍如一个弓背老人俯卧河上。 据说，设计这桥的工程师曾因渎职浪费资源被判入狱，原因居然是设计者曾借鉴历史上团山子河的最高水位数据建造这桥，以至于出现桥面高出村里所有农户屋脊的滑稽场面。如果依他的理论，即使大口钦的整个村庄因洪水变成汪洋泽国，桥也会像诺亚方舟一般安然立身的。 过大口钦大桥不远，路左边是一个不足百十户人家的五代村，在村头左拐后沿乡路东行数里便是桦树村，两个村子都被同一条乡路隔成了南北各半。南半的五代和桦树二村，基本散布在小山的沟岔，北半的五代和桦树村却占据着团山子河南岸的平原地段，春夏秋风景旖旎，鱼获不愁。 由桦树村再继续前行几里的路左边，是一个由几十户朝鲜族人家聚居的小村屯，除了村周围的水田与其他村屯的旱地有明显不同，他们居住的草屋也有特点，其门小，窗户大，需要推拉开合。屋顶一概四面斜坡，每个斜坡都被粗壮的草绳拧成的经纬状格子加固，据说可抵御强风袭扰。 从朝鲜屯再往前二里，乡路右边的一条坡道通向不远处的山坳。由于落差所限，人站在乡路之上，只能窥见山坳处婆娑起舞的袅袅炊烟，却望不见炊烟之下的庐山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