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嬴政略一沉吟，淡淡笑道：“诸位谁可背得《商君书》？”
“法家典籍，臣等不如君上精熟。”多才好学的蒙恬先应一句。
“也好，我给老国尉念几句。”嬴政一摆手，大步转悠着铿锵吟诵起来，“知者而后能知之，不可以为法，民不尽知。贤者而后能知之，不可以为法，民不尽贤。故圣人行法，必使之明白易知。”略一停顿，嬴政解说道，“商君是说，国府立法行法，须得教庶民百姓听得懂，看得明。今日秦国有法在先，人人明白。若国府放纵违法言行，罚外不罚里，罚重不罚轻，百姓岂不糊涂，天下岂不糊涂？”说罢，嬴政又铿锵念诵起来，“法枉治乱。任善言多，言多国弱。任力言息，言息国强。政做民之所恶，民则守法。政做民之所乐，民则乱法。任民之所善，奸宄必多。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仁义不足治天下也！故，杀人不为暴，宽刑不为仁。”秦人特有的平直口音，每个字咬得又重又响，一如钉锤在殿堂敲打。
末了，嬴政一声粗重的叹息：“商君之道，说到底，大仁不仁。”
“我王崇尚商君，恪守秦法，老臣原本无可非议。”蒙武沉吟踌躇一句，终是鼓勇开口，“老臣只是觉得，老秦人往祭文信侯，细行也，民心也。当年，国人大举私祭武安君白起，昭襄王非但不责，反倒允准官民同祭。今日譬如当年，老臣唯愿我王念及民心，莫将国人往祭与山东士商同等论罪。老臣前议有差，本不当再言。然事关国家安危，老臣不敢不言。”
“辩驳国事，自当言无不尽，我等君臣谁也无须顾忌。”
年轻秦王笑了笑，又沉下了脸色：“老国尉前议，无差。长史前议，同样无差。若无国尉长史赶赴函谷关劝阻，本王之举，必然失之激切偏狭。事态如此一个反复，不是坏事。它使我等体味了商君对人心人性之洞察，也说明，只有法治才是治国至道。”嬴政喘息一声放缓了语调，又倏忽凝重端严起来：“然则，老国尉以文信侯比武安君，差矣！武安君白起，有功无罪，遭先祖昭襄王无由冤杀，其情可悯。国人虽是私祭，却是秉承大义之举。文信侯不然，伪做阉宦，密进嫪毐，致生国乱，使大秦蒙受立国五百余年前所未有之国耻，其罪昭然。况其业经执法六署勘审论罪，而后依法罢黜，既无错罚，更无冤杀，何能与武安君白起相提并论？秦法有定：有功于前，不为损刑；有善于前，不为亏法。文信侯纵然有功于秦，又何能抵消此等大罪？至于念及民心，枉法姑息，正是文信侯宽法缓刑之流风。本王若亦步亦趋，吕规秦随，必将国无宁日，一事无成。老国尉也，治国便是治众，法若避众，何以为法也！”
默然良久，蒙武深深一躬：“老臣谨受教。”
半月之后，老廷尉领衔的联具上书，呈进了东偏殿。
清晨时分，嬴政进了书房，依着习惯，先站在小山一般的文案前，仔细打量了迭次显露在层层卷宗外的白字黑布带，一眼瞥见廷尉卷，只一注目，悄无声息地跟在身后的赵高立即将廷尉卷抽出来，摊开在了旁边书案的案头。待嬴政在宽大的书案前落座，那支大笔已经润好了朱砂架在了笔山，一盅弥漫着独特香气的煮茶，也妥帖地摆在了左手咫尺处。一切都是细致周到的，目力可及处却没有一个人影。
“长史可在？”嬴政头也不抬地叩了叩书案。
“臣在。”
外厅应得一声，王绾踩着厚厚的地毡快步无声地走了进来，依着嬴政的手势捧起了王案上的文卷。虽是掌管国君事务的长史，但对于大臣上书，王绾的权力只是两头：前头，接收呈送——督导属吏日每将上书分类登录，夹入布标摆置整齐，以三十卷为一案送王室书房；后头，录书督行——国君阅批之后，立即由两名书吏将批文另行抄出两份，一份送各相关官署实施，一份做副本随时备查，带批文的上书做正本存入典籍库。也就是说，在国君批示之前，他这个长史是无权先行开启卷宗的。
这卷廷尉上书，昨夜子时收到，王绾以例归入今日文卷呈送，也料到了必是秦王今日披阅的第一要件，自然早早守候在东偏殿外厅等待录书分送。如今见秦王未做批示召唤自己，心下一怔，料定是这个铁面老廷尉又“斟酌”出了令秦王犯难的题目。然捧卷浏览，王绾却颇觉意外。
老廷尉将窃葬之后的事件，定为“外干秦政，私祭乱法，流言惑国”三罪，分为五种情形论定处罚：其一，在秦山东客商与吕氏门下的山东门客、舍人[6]，无论发动、参与私祭或传播流言，皆以“外干秦政”论罪，一律逐出秦国；其二，秦国六百石（禄米）以上官员哭临者，以“私祭乱法”论罪，夺爵位，举族迁房陵[7]；其三，秦国六百石以下官员哭临私祭者，同前罪，削爵两级，举家迁房陵；其四，凡吕氏门客中的秦国吏员士子，只散布流言而未哭临六国客商所设之灵棚者，以“流言惑国”论罪，保留爵位，举家迁房陵；其五，举凡秦国庶民，哭临私祭并传播流言者，两罪并处，罚十金，并为城旦、鬼薪[8]一旬。
“并无不妥。臣以为可也。”王绾明朗回话。
“可在何处？”
“刑罚适当：官吏重罚，庶民轻治。”
“只要依法，轻重无须论之。”
“君上以为不可？”
“不。大可也！”嬴政大笑拍案，“照此批下，一字不改。”摇了摇手，又轻松地长吁了一声，“我是说，老廷尉行法之精妙，不仅在轻重适当，那是法吏当有之能罢了。难在既全大局，又护法制，治众而不伤众，堪称安国之断也。只可惜也，铁面老廷尉年近七旬，秦国后继行法，大匠安在哉！”
“君上远忧，臣深以为是。”王绾一点头，稍许沉吟又道，“臣还得说，此次受罚者涉及官民众多，实乃立国以来前所未有，似当特颁一道王书，对国人申明缘由并晓以利害。否则，太得突兀，国人终有疑窦。”
“好谋划。”嬴政欣然拍案，“这次不劳长史，我试草一书。”
“王之文采必独具风韵，臣拭目以待。”
“只怕长史失望也。”嬴政哈哈大笑一阵，又肃肃淡淡道，“嬴政不善行文，有一说与长史参酌：王书论政，重质不重文。质者，底蕴事理之厚薄也。文者，章法说辞之华彩也。遍观天下典籍，文采斐然而滔滔雄辩者，非孟子莫属。然我读《孟子》，通篇大而无当，人欲行其道，却无可着力。本色无文，商君为甚。《商君书》文句粗粝，且时有断裂晦涩，然却如开山利器，刀劈斧剁，料理开纷繁荆棘，生生开辟出一条脚下大路。人奔其道，举步可行，一无彷徨。长史说，效商君乎？效孟子乎？”
默然良久，王绾深深一躬：“臣为文职，谨受教。”
次日黎明，王绾匆匆赶到了王城东偏殿。当值的赵高说，秦王刚刚入睡，叮嘱将拟就的王书交长史校订，如无异议，立即交刻颁发。王绾捧起摊在案头的长卷浏览一遍，心头凛然掠过一股肃杀之风——
告国人书
秦王政特书：自文信侯罢相自裁，天下纷扰，朝野不宁。
秦立国五百余年，一罪臣之死而致朝野汹汹不法者，未尝闻也！
文信侯吕不韦自与先王结识，入秦二十余年，有定国之功，有乱国之罪。唯其功大，始拜相领国，封侯封地，破秦国虚封之法而实拥洛阳十万户。权力富贵过于诸侯，而终能为朝野认定者，何也？其功莫大焉！秦之封赏，何负功臣？然则，文信侯未以领国之权不世之封精诚谋国，反假做阉宦，私进宫闱，致太后陷身，大奸乱政。其时也，朝野动荡，丑秽叠生，秦国蒙羞于天下，诚为我秦人五百余年之大耻辱也！究其本源，文信侯吕不韦始作俑矣！秦法有定：有功于前，不为损刑，有善于前，不为亏法。吕不韦事，业经廷尉府并执法六署查勘论罪，依法罢黜者，何也？其罪莫大焉！纵如此，秦未夺文信侯爵位，未削文信侯封地，秦王何负功臣？其时也，文信侯不思深居简出闭门思过，反迎聚六国宾客于洛阳，流播私书，惑我民心，使六国大相庆贺，徒生觊觎大秦之图谋。为安朝野力行新政，秦王下书谴责，迁文信侯于巴蜀之地，何错之有也？今有秦国臣民之昏昏者，唯念吕不韦之功，不见吕不韦之罪，置大秦律法于不顾，信山东流言于一时，呼应六国阴谋，私祭罢黜罪臣，乱我咸阳，乱我国法，何其大谬也！若不依法惩戒，秦法尊严何存？秦国安定何在？唯其如此，秦王正告臣民：自今以后，操国事不道如嫪毐吕不韦者，籍其门[9]，其后世子孙永不得在秦国任宦。秦王亦正告山东六国并一班诸侯：但有再行滋扰秦国政事者，决与其不共戴天，勿谓言之不预也！秦王政十二年春。
王绾一句话没说，将竹简装入卷箱，匆匆到刻简坊去了。
当日午后，秦王的《告国人书》与廷尉府的处罚文告，同时张挂到了咸阳四门。谒者署的传车快马也连连飞出咸阳，将处罚文告与王书送往各郡县，送往山东六国。随着文书飞驰，咸阳沉寂了，关中沉寂了，秦国各郡县沉寂了，山东六国也沉寂了。秦王将道理说得如此透彻痛切，杀伐决断又是如此严厉果决，激扬纷纭的公议一时萧疏，无话可说了。
老秦人是另一番景象。王书文告流传开来，庶民们始则默然，继而纷纭，思前想后，邻里们相互一番说叨，纷纷生出了悔恨之意。平心而论，吕不韦宽政缓刑固然好，可并没有带来多少实在好处，老百姓还不照样得靠耕耘打仗立身？反倒是吕不韦宽刑的年月里，乡里又渐渐滋生出了不务耕稼专说是非的“疲民”，什伍连坐制也渐渐松懈了，豪强大户也开始收容逃刑者做黑户隶农了。长此以往，必得回到商君变法之前的老路上去，对寻常庶民有甚好处？商君之法虽然严厉，却赏罚分明贵贱同法，对贵胄比对老百姓处罚更严。百余年下来，老秦人已经整肃成习，极少有人触犯法度了。只说监狱，当今六国哪国没有十数八座大狱？而偌大秦国，只有一座云阳国狱，你能说秦法不好吗？哭临灵棚，祭奠吕不韦，究竟为个甚来？还不是受人惑乱，心无定见，希图争回个宽政缓刑？仔细想去，果真宽政缓刑，大多也只能宽了贵胄，缓了王公，能宽缓几个老百姓？那《吕氏春秋》要行王道，王道是甚？是刑不上大夫，是礼不下庶人，对我等百姓有何好处？秦王要行商君之法，贵胄大族们不高兴，是因为他们非但没了封地，还要与民同法。百姓庶民有得无失，何乐不为，起哄个甚？当真起哄，便是不识相了。
议论滋生流传，老秦人板结的心田发酵了，蓬松了。
倏忽已到四月，田野一片金黄，眼看大忙在即。咸阳老秦人不待官府张挂处罚名册，纷纷自带饭食、被褥、铁锹，络绎到了官署，自报曾经哭临私祭，立交罚金，自请官府派定城池，立服城旦鬼薪苦役。咸阳令蒙恬大感意外，立即飞车进入王城禀报，请秦王定夺：民既悔悟，能否宽缓到忙后再行处罚？
“法教正，人心正。”默然良久，年轻的秦王突然冒出一句话来。随即，嬴政断然拍案：“民既守正，国府不能再开疲民侥幸之心。如期如数处罚。精壮减少，农事大忙，举国官署全力督夏，本王巡查关中。”
蒙恬一句话没说，转身赳赳出了王城。
在诸多精壮离家的时候，秦王亲政后的第一个夏忙到了。
五月末，纳粮的队队牛车络绎上道，紧绷绷的夏粮抢收终于告结了。
秦国朝野堪堪喘息一阵，不想却是连月大旱，田间掘坑三尺不见湿土，夏种根本无从着手。关中仅有的两条老渠，只能浇灌西部几个县而已，何能解得这前所未有的大旱。紧邻河湖的农人们，昼夜担挑车拉一窝窝浇水抢种，分明杯水车薪，只能眼看着出土绿苗奄奄死去，直是欲哭无泪。秦王嬴政紧急下书，郡县官吏一体督水督种，抢开毛渠引水，依然无济于事。
直到七月，秦国腹地滴雨皆无，山东六国也开始了连月大旱。
炎阳流火，三晋饥民潮水般涌入了秦国。一则令人心惊胆战的占星预言，随着饥民潮弥漫开来：今年彗星，春见西方，夏见北方，从斗以南八十日，主秦王倒行逆施，招致上天惩罚，带累天下大旱。占星家预言：秦有大饥，死人无算，国将乱亡！